本文系我院叶淑兰教授于2023年12月14日在“华南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第三届中国政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3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经作者补充和完善，公众号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技术政治变革
我今天讲的这个议题，是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技术政治变革，这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现实主义非常关注权力的变量，自由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变量，还有建构主义关注文化观念的变量。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之下，应该说每一个变量背后都有一个更底层的技术逻辑。技术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影响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影响国际制度的建构以及国际文化的交流。
下面我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讲人工智能对全球技术政治变革的影响：第一，人工智能加剧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失衡；第二，它改变了大国兴衰的逻辑；第三，它加剧大国安全困境；第四，它弱化国家主权；第五，它推动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
首先，人工智能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AI深刻地重塑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我们人类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那么在未来，AI可能会带来更大范围的全球性结构性失业。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因为人工智能不单单会替代我们现在的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它还会冲击、替代文字、编码、创意这些知识密集型的行业，甚至冲击教育行业。当同学们有问题时，ChatGPT可以给你很好的回答，秒回速度是非常快的，效率非常高，精准度也很高，这将深刻影响我们学习知识的方式。技术变革可能会导致未来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进一步降低社会阶层的流动。我们现在说的金领、白领还有蓝领这些阶层，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它们之间的分野可能会被弱化。社会有可能分化成两种阶层，一种是极少数的精英，例如华尔街的金融精英、技术精英，甚至他们会结合在一起，这是极少数的一批人，而更多数的是我们广大群体，普通民众。这将对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
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供需间的矛盾也将会进一步扩大。因为人工智能导致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供给端的供给在增加，但是，由于失业人群的增加，需求端的购买力有可能被削弱。所以供需之间的矛盾也是未来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工智能会对全球的贸易、金融等产业的发展造成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会进一步通过技术链去塑造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美国凭借技术霸权的地位以及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处在经济与技术产业链的上游。中国排在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跟美国相竞争。但与此同时，很多的国家可能就被迫限定在这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下游。整个国际社会财富的贫富分化，也将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更为突出。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它更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南北差距也将进一步地扩大。
第二个方面，我想分享的观点是，人工智能改变了我们固有的大国兴衰的逻辑。我们所说的大国，通常是指军事大国，或者经济大国，是在物质力量上的大国。未来在人工智能冲击之下，大国很可能就成为科技大国的代名词，因为不管是军事力量的较量，还是经济、贸易、金融的较量，它背后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较量。机器人与智能算法引入到战争，数字经济以及金融科技的全面展开，甚至文明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AI竞争。人工智能的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它可能跟之前很多产业创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存在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规律。以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后发优势去实现经济赶超，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为强调先发优势，因为人工智能本身的技术变化速度相当之快，我们很难追赶上。在人工智能时代，一般性的大国已经很难再依靠国内的科技创新以及战略科技的竞争再度崛起，很多国家会被迫锁进美国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的下游，甚至可能会继续地跌落成为科技霸权体系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国家。
第三个方面，人工智能加剧大国安全困境。不管是技术专家，还是政治学者、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冲击表示惊叹。尽管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另一个方面，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马斯克把它比喻成为“召唤恶魔”。人工智能导致我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的上升，它加剧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地缘战略竞争，甚至改变战争的方式。例如在俄乌冲突中，我们就看到了人工智能的介入。比如精准定位到对方军队的将领，然后实现“斩首行动”，这在过去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引入到战争决策当中，而且使用机器人作战，这使“极速战”成为了一种可能。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也在加剧。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竞争导致国家的回归，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科技竞争、地缘政治的竞争都在加剧，国家通过战略科技力量来实现国家的自身安全与发展目标。
第四个方面，如果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工智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主权。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会被一些恐怖分子利用，被一些非国家组织利用，成为武器去对抗主权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当中已经出现利用人工智能来干预国家大选的一些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巨头以及高科技公司具有非常强的知识建构能力，一些学者甚至把这些高科技公司称之为“网络国家”，它们甚至拥有比一些普通国家更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从当前来看，人工智能新兴技术导致了国家的“回归”，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未来它可能也会逐渐挑战国家主权，然后引发国家的逐渐 “退场”。人工智能发展也将引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悖论的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太快，它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人机责任的问题、数据安全的问题、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些挑战靠单一国家是难以解决的，迫切需要加强全球治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战略竞争在加剧，国家跟高科技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全球治理非常必要，但是在实践操作层面，我们恰恰发现，它是一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很难有效去进行治理的领域。
第五个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于国际力量分化组合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一直说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大国政治甚至可能会发展成为超级大国政治，超级大国与一般性大国之间的距离拉大。我刚才也谈到中国已经处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其他的一些国家，例如欧洲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科技发展基础非常好的国家，他们也拥有一定的发展机会。但是，对于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跟美国之间的技术鸿沟将进一步扩大。
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美国霸权，延缓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人工智能又给美国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反对美国霸权的声音也更为高涨，一些反美的国家机构更深地陷入到与美国的对抗之中。人工智能的竞争，加剧了科技体系的裂痕，带来了全球治理的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那美国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有美国面临一个内部裂变的问题，因为这个高科技公司、科技巨头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那么美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也在不断地加大。
中国跟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甚至在量子科技领域，都是可以去有所竞争，或者有所抗衡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人工智能强国，但是，从很多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距离美国其实还是相当遥远的。在基础科学以及底层科技创新方面，中国要赶超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最后，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创新主要依靠三个要素：一个是算法，一个是数据，还有一个是算力。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都是处于跟跑的阶段。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在算法上有先发优势，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使用美国算法，因为这些算法都是开源的，虽然说中国要滞后于美国，但是它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的优质数据战略储备是落后于美国，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数据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中美竞争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算力，算力受制于硬件设备，需要使用到GPU技术，但是美国通过国家战略来禁止先进GPU对中国的出口，据此来阻挠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要实现对美国的技术赶超，需要有持久战思维，需要战略耐力，这不但是国家间战略科技力量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内部和平发展、和谐稳定的竞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报告到这里，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