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完成结项

      近日，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鉴定通过，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项目批准号:20DZA099）顺利结项（结项证书号：2023ZDJ018）。

      本课题的研究将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基础变动的分析切入点，以网络结构视角捕获各国生产力分工组合的动态变化，由此展开对国际关系这一上层建筑变迁与变革的逻辑性解释。这不仅仅是突破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领域禁锢，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应用。

      以课题成果来看，已发表学术论文成果的研究对象包括全球各大重要经济体和重点区域，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各层面论证全球价值链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与构建作用。此外，课题研究紧密贴合新技术革命浪潮，将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变革纳入到价值链的重要维度，这不仅解释了当下大国科技竞争和技术脱钩的显著趋势，抓住当下国际关系变化和运作的根本逻辑，并且能够更好利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独特地位作为破解西方对华技术围堵的突破口，并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掌握更多关键性筹码，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的总体框架围绕“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关系展开，子课题一为：全球价值链作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经济基础；子课题二为：区域价值链对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特殊意义研究；子课题三为：在合作共赢中寻求全球价值链升级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基于研究计划，本研究公开发表论文23篇，其中包括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高水平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课题组所公开发表的论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被下载22000余次，引用150余次。

      本课题发表的5篇论文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分别是：《美国“模块化策略”的构建与全球技术安全困境》《美国数字经济治理的特点与中美竞争》《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塑造与变革》《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

      在全球价值链领域，课题组在爬梳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将商业和经济上所运用的全球价值链和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创建了新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为华东师范大学在国内全球价值链领域开拓了全新的研究高地。

       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一文，突破传统的西方系统论式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完成了从系统论式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到网络式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跳跃。论文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联系和互动”出发，为网络视角下 “国家节点”关系的互动联系和权力变化特点提供了理论认识基础。同时，也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时代的国际权力变迁提供了新解释；二是，结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将国家置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进行权力作用分析。研究发现正是以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规模与链接能力增强为依托，推动了全球与区域价值链枢纽中心角色的转化，继而引发了国际权力依赖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的解释，同时也正在印证国际关系中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是，当技术和关键产业作为维护美国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主导力量时，大国国际权力博弈和竞争必然发生领域重心的转变。而中国为了维护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也必须提升和强化技术竞争力，这在本质上也符合 “节点永远为链接和枢纽而竞争”的网络原则。因此，当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为国际权力形成和行使提供新模式时，国家围绕全球价值链网络权力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身也将进一步塑造全球价值链的新形态。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行业协会权力扩张与角色变化》一文中，课题组发掘行业协会权力的变化，认为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非政府组织构成中的行业协会得以透过全球经济基础底层链接更广泛地参与和介入国际事务。这种情况使得行业协会的国际角色和组织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行业协会透过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链接获得“嵌入性”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展现了全新角色，带来了新型国际权力拓展问题。对行业协会自身行动的实证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已经成为国际权力竞争的直接行动者，其功能角色由隐性向显性转变，其权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领域实质性扩张。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与私人机构的互动也在国际层面产生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规则制定权力的拓展。这些新增的隐性和显性国际权力对全球投资、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影响。行业协会秉持“公正性、客观性、权威性”原则，应被置于大国博弈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变动重构的背景下加以全面、客观和辩证的审视。

       在《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塑造与变革》一文中，聚焦了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研究发现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推动着全球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数字经济的转型与变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催化了数字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使得全球价值链出现了结构性重组与重塑。当前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仍然存在不同层面的认识与争论，而以“数据资本”为核心，围绕基础方面、关键部门、广义部门三个方面有助于准确把握作为当前经济技术变革典型代表的数字经济转型进程。全球数字经济转型不仅对包括传统发展经济学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理论范式形成挑战，同时，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模式塑造着新一代的数字经济价值链。当前以美国拜登政府为代表，更注重将对外政策向数字经济价值链领域集中，这一进程必将引发全球大国对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角逐与博弈，而其结果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革与体系性重塑。

       在《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一文中，课题组前瞻性论述了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已经触发全球价值链的实质性结构调整，导致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整体规模萎缩、本土化、区域化加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加速和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实施价值链拆解五大典型特征。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逻辑和方向是美国维护全球“经济霸权”的战略诉求，以及全球在“经济自主”思维下强化经济安全与追求经济权力的方向性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未来全球价值链中“经济成本和效率优先”影响的下降。由于叠加了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在疫情期间的加速推进，全球价值链调整的结果不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问题，同时还可能损害和瓦解全球化过程中既有经济联系的基础，进而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背景下的高强度政治博弈与对抗。

       同时，课题组持续关注大国博弈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问题，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重点区域进行了深刻地研究。

       在《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一文中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德国的经济实力源于自身在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德国成功地将自身经济力量转化为引领欧盟一体化方向的主导权，领导欧盟应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各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德国基本承接了区域内权力的转移，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

      在《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为分析对象》一文中，以中东欧四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价值链构建是中东欧四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必要前提，中东欧四国既有的产业配套基础、开放的市场与适度的劳动力技能，是其融入以德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的充分条件，中东欧四国搭载与融入德国产业链推动了经济转型的成功。关于中东欧经济转型的研究成果显示，中东欧四国通过制造业产业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实体经济与中高端制造作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重要性，而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以研发和创新维护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与区域价值链中的能力，成为中东欧四国继续转型与发展的新问题。

      在《俄罗斯经济：结构现状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一文中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框架和研究工具，在分析俄罗斯遭受西方制裁后的经济现状和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当下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进行全方位的实证考察。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提升存在着悖论，其突出经济主权安全、过度强调产品本土化、国内产业链不完整、长期远离全球价值链中心等等因素，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竞争能力的塑造，就俄罗斯目前的总体经济结构现状而言，其产业链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上游端，不仅对俄罗斯的世界权力性大国构成明显产业链短板，同时其价值链与世界的联系也具有相当的外部性和脆弱性。

      课题组特别关注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问题，撰写了《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及价值链构建》一文，研究认为在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下，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就是其中之一。俄罗斯数字经济价值链的构建是以政府推动、本土市场、本土技术为支撑，显示了俄罗斯较为独特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但ICT产业基础薄弱、大公司创新能力低下、技术人才准备与教育模式短板等因素，制约了俄罗斯数字经济底层技术发展潜力。同时，受制于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的数据能力瓶颈，特别是算力短板的存在，也对俄罗斯数字经济转型与数字经济价值链构建形成制约。但是，这些制约仍处于浅表层，而源于体制对技术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制约更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在《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文中，研究认为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与此同时，课题组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对越南、印度、德国、日本等国和东盟、北欧、北美等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团队中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此为主题撰写成毕业论文。

       课题组研究的另一重点是新技术革命与国际关系，锁定全球新技术、新发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产生的潜在影响，撰写了一批前沿性论文。

      在《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为分析视角》一文中，课题组关注了人工智能革命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权力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三次产业革命与全球化瓦解了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国内全产业链模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国际分工合作增加，同时在国际政治层面首次出现“国家全球价值链能力”问题，进而影响到传统国际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大国技术竞争，将对现有已经出现拐点变化的全球价值链产生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环境下“主导等级企业”价值链模式的出现将重塑未来的全球价值链。而人工智能作为国家间博弈的决定性力量不仅嵌入于大国博弈竞争过程，同时还将引发全球价值链重塑风险，其竞争结果可能带来部分国家“超越式”发展而改变当下的国际关系，同时也会对民族国家既有的国际权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以全球半导体产业为例》一文中，课题组注意到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由新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围绕新技术特别是影响下一代生产方式的关键技术的竞争呈加速态势。在此背景下，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思潮快速兴起，并与大国传统战略博弈叠加，驱动全球技术主导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改变和战略行动升级。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全面技术封锁与技术遏制战略行动，以影响和破坏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和产业链最为典型，影响了全球重要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压制了全球技术链协同，并对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治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在《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一文中，研究发现美国因战略背景变化不断进行战略工具调试，其主导的西方“技术联盟”作为关键的战略遏制工具，曾经成功地限制了战略竞争对手的经济与技术进步。面对新历史环境下的战略博弈，美国再次谋求联合西方盟友组建新的排他性“技术联盟”，并加大与战略对手在新技术维度的战略竞争与博弈力度。目前的全球技术结构特征、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制约、欧美技术治理结构等多重矛盾因素，给“技术联盟”的建立及其战略有效性带来了新困境，但“技术联盟”作为一种战略工具，依旧可能是未来美国政府在“战略安全”语境下的优先战略选项。“技术联盟”扩散的“战略安全”逻辑阻碍了全球技术进步，并将催生全球技术格局的“隔离”状态，同时其外溢效应还可能包括瓦解全球价值链的潜在风险。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欧洲战略重塑——基于技术主权视角的分析》一文中，研究认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国际竞争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型权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快速和跨边界的渗透。技术的新特征也给欧洲带来现实的压力，引发欧洲对于技术主权的追求，进而促使新的欧洲一体化向增强欧洲技术能力、技术凝聚力和提升对外安全能力的方向转变。现阶段，欧洲技术主权主要侧重技术产业强化并勾勒技术安全防卫边界，以降低对外依赖度和外来技术权力渗透带来的地缘风险，但欧洲技术主权战略实施空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现实主义回归的背景下，伴随着全球关键技术合作的逐步收紧，技术的主权性和安全性将成为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持久性议题，技术政治化也将逐渐走向国际竞争与博弈的中心舞台。

      课题组尝试以全球价值链最新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前沿动态相结合的视角关注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为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和解决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全新挑战提供了新路径。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美国“星链”计划及其影响》一文中，前瞻性地研究美国“星链”计划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研究指出星链计划是美国太空探索计划公司（Space X）提出的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通信计划，初衷是在地球的近地轨道建设卫星互联系统，进而为全球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然而，在星链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闪现着美国政府与军方的身影。星链计划发展也对应着美国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新模式，其目的在于实现由美国技术主导的、全覆盖的新一代“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从技术和市场竞争层面上看，星链计划的实施对现存的5G通信技术和未来的天基互联网系统将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从深层次的国际和国家安全角度看，星链计划背后依托的是美国高度成熟的军民融合体系和太空安全战略转型，将从国防、产业价值链、信息主权与监管、轨道与频谱资源使用、太空空间利用和天文探索等方面，对国际安全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复合型、交叉型”新挑战。

      在《美国“模块化策略”的构建与全球技术安全困境》一文中，创新地提出了“模块化策略”，研究认为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面临着“全面遏制中国与西方盟友寻求战略自主”的战略困境，这一困境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设计者看来，“模块化策略”所具备的“标准化与差异性互融”的特点有利于解决美国的战略困境，从而在遏制中国、团结盟友和维系霸权三者之间实现协调。拜登政府的“模块化策略”以修复盟友之间的断链为出发点，通过“少边主义”组建特定问题联盟，以组织的非正式化和身份保密原则实现协同，进而培养盟友技术竞争力，共筑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而这种排他性“技术同盟”和“技术生态系统”的建立，不仅将极大地消耗全球宝贵的技术协同资源，而且还将带来不可预知的全球技术安全困境。

      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发现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课题组撰写的《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与重塑》一书，2022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简介：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全球经济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格局的动荡。本书从历次全球化的进程出发，立足于印太战略和全球价值链三大中心，从权力、安全、主权角度，剖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价值链的深层变动方向，并结合当前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认真思考全球价值链调整与变化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把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方向，对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刻探讨和展望。

      课题组围绕“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研究主线，以①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新形态；②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③“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价值链构建；④新技术革命与全球价值链变革等四个子主题撰写相关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共计35万余字。首先，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作用与机制。其次，立足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特征与结构出发，分析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形态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并且，本研究报告着重关注了“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的区域价值链构建，分析了倡议沿线区域链接全球价值链中国节点，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促进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后，研究报告聚焦了新技术革命与全球价值链变革的主题。技术变革对国家实力和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对不同技术创新推动国家生产网络和产业升级带来对生产结构的全新塑造，也对国际权力的扩散和集中式的演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