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淑兰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发表《战略科技力量与大国兴衰的逻辑——以二战后美国科技博弈为例》（全文约2万字）。
叶淑兰认为，研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影响大国兴衰及其核心逻辑，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大国力量消长，加剧大国安全困境，打破大国内部权力均衡。基于对美苏、美日、美中科技博弈的历史与现实案例的考察可见，美国通过科技博弈巩固了霸权，延缓了霸权的衰落，但同时也对自身带来科技伦理风险、技术治理难题等挑战。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改变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一些大国因此更深地陷入美国科技霸权体系，甚至有可能跌落成为次要国家。叶淑兰在文章中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党和国家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强国建设提出的新概念、新目标与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科技力量是指“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和国际竞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科技力量”，当前主要以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光子与微纳电子技术为代表，而蒸汽机、核武器、半导体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经成为大国战略科技力量博弈的焦点。20世纪以来，伴随美国发起对苏、对日、对华的科技打压，战略科技力量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甚至是决定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之一。在中美两国制度性竞争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强化科技同盟，加大对华技术打压与“科技脱钩”，以确保美国科技霸权地位。基于二战后美国对苏、对日、对华科技博弈的历史与现实案例，从战略科技力量博弈的视角出发，研究其如何推动大国政治重塑、影响大国兴衰的逻辑，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科技革命对于国际政治的格局走向至关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大国科技竞争史。学界提出了大国兴衰的多元理论，并注意到科技因素在大国兴衰中的重要作用，还深入研究了科技革命以及科技竞争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但是，把战略科技力量与大国兴衰关联起来，对大国科技博弈如何重塑大国权力，影响美国霸权兴衰，改变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尚有待加强。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等都经历了国家兴衰的过程。国家的兴衰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学界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不同层面讨论大国兴衰的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霸权周期理论，认为自1500年以来，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成为发挥全球主导作用的世界大国，平均每个周期为100年多一点，只有英国的第二周期最长为130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周期理论则认为：“16世纪以后，国际体系存在着一个以115年为周期的'全面战争'与'全面和平'的大循环。“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提出世界经济长波理论，把一个经济长周期分为”繁荣—衰退—恐慌—回复“四个阶段，认为每个长经济周期持续时间约为48—55年。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经济层面讨论霸权模式，指出霸权国家的优势是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金融银行业的发展，这些优势依次递进，而优势的丧失也似乎按照同样的顺序。日本学者岸根卓朗提出文明兴衰的法则，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以800年为周期而重复交替。按照东西方文明周期学说，当前西方文明将进入下一个800年的休眠期，而东方文明则进入白昼期。影响大国兴衰有军事、经济、文明等多元因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军事与经济因素获得更大的关注，科技因素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指出大国经济兴衰与大国军事兴衰之间密切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的不同以及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使得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在不断变化。从历史上看，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都“沿着科技创新—国内标准国际化—提供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主导国际舆论的成长路径”。大国科技的发展演进有其兴起、扩散与衰落的自然规律，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基于科学计量学解释了世界科技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转移，提出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周期大约是80年，被称为“汤浅现象”。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技术革命也是核心区经济快速增长和相对其他社会兴起的主要原因。随后，新技术和产业就扩散到边缘区经济体。”吉尔平还提出影响政治衰落的收益递减规律，“经济增长率由于革新速度已变得相对有限而呈低速”，“社会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处于体系外围的社会的竞争优势”，新兴国家获得“后发优势”，这推动了国际权力体系的更迭。科技革命引发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国际体系权力再分配。相关学者研究了工业革命对英国、德国、美国、苏联等大国实力以及对经济全球化、全球军事与安全战略格局的影响，指出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反之，国际秩序也影响科技革命的模式。学者们还开启了对新兴技术变革对国际政治、国际体系的影响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新技术促进了新形式的冲突，并影响战争的行为。学者们对于人工智能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提升政府效能表示乐观，但却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导致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加剧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甚至推动国际关系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学者们还对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对于国家主权的侵蚀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呼唤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走向“善智”与“合智”。国内外学者还加强了对大国科技博弈研究，深入探讨了苏联/俄罗斯科技兴衰的制度根源，美日在半导体产业中的竞争与谈判。当前，中美科技博弈与美国遏华技术同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有的学者认为中美科技博弈意味着新冷战的到来，也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美博弈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有根本区别，这并不意味着冷战的到来。总体上，虽然目前已经存在一些关于大国科技博弈单一案例的研究，但是还非常缺乏基于对美苏、美日、美中科技博弈多个历史和现实案例的考察，探索战略科技力量博弈如何影响大国兴衰的相关研究，尤其是从实证层面对于综合国力、政治制度、科技联盟、创新模式等影响大国科技博弈核心因素的研究。二战以来，核武器、太空武器、半导体技术、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成为不同时期大国战略科技力量博弈的焦点。美国通过与苏联展开军备与太空竞赛以及对日半导体打压，奠定与巩固了霸权地位，当前美国又极力打压中国5G、人工智能与量子科技发展。有观点认为，量子时代技术领先地位的争夺，甚至比地缘政治更重要，正在决定21世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与博弈，推动了大国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了大国安全困境并打破了大国内部权力平衡。二战后，核军备成为影响“国际结构发展、演变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核力量构成了美苏两极结构的基础”。苏联于1949年拥有核武器，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真正获得与美国相抗衡的地位。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数量、核弹头总当量、打击城市软目标等方面的实力要强于美国，但是美国在核武器质量、洲际导弹、战略潜艇以及轰炸机的实战能力方面要强于苏联。为打破双方核均势，美苏在卫星发射、载人航天上展开激烈较量。苏联因为1957年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1961年航天员第一次进入太空，一度在美苏太空竞争中占据上风。然而，美国在登月计划、推动军事技术民用化以及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中取得先机，逐渐把苏联抛在后面。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作为重要的战略性科技，也是计算机产业优势的基础，事关一国科技领先地位。1985年，日本半导体产品所占世界市场份额首次超过美国，1988 年日美两国半导体世界份额分别变为51%和37%。美国加强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在1986年迫使日本签署《日美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停止海外倾销，并对日本征收惩罚性关税，从而导致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退，美国重新夺回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当前，5G技术事关国家产业竞争力以及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统计，截至2019年2月，中国企业持有36%的5G标准必要专利，高于美国14%的占有率。为了赢得5G国际领先地位，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卡脖子”技术打压。此外，中美还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展开竞速。“人工智能将从经济上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甚至引发新一轮大国兴衰。”美国凭借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发优势”，有力地强化了科技霸权地位，并进一步巩固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中国是极少数（甚至是唯一的）有能力成为人工智能强国的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希望”，“也是目前唯一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可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美国通过对华科技“选择性脱钩”，维护美国的技术垄断地位，可能会导致一个“分裂的技术世界”，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并更深地陷入美国科技霸权的“中心—边缘”格局中。战略科技力量将更深刻地推动国际政治走向大国政治，甚至可能走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超级大国政治”。二战后，技术成为战争与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推动者。冷战时期，美苏在核武器、反导系统的军备竞赛引发核威慑、核恐怖与核对抗，深陷大国安全困境中，1962年甚至一度引发古巴导弹危机，双方走向核战争边缘，并促使美苏更加意识到限制核军备竞赛的重要性。美苏在发展反卫星武器、研发航天飞机、登月等太空领域也展开激烈的竞赛，双方博弈进入白热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美国把美日的半导体摩擦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竞争的高度，认为日本半导体发展影响美国国防与军事安全，关系到“美国的兴衰”。美国以违反《国家安全机密法》等为由，制造了“东芝事件”和“IBM间谍案”，引发“半导体战争”。日本因为在军事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无法与美国相抗衡，只能妥协退让，采取一些自损本国半导体发展的措施，致使日本半导体产业退出世界一流行列。5G作为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成为中美科技博弈的关键领域。美国通过《促进美国在5G领域的国际领导力法案》《5G及下一代安全法案》《美国5G安全国家战略》，把5G安全与赢得5G国际领导力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美国发动对华5G“军备竞赛”，加强对中国5G技术的出口管制、外资审查与投资限制，并通过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眼联盟”，打压中国5G技术发展，制造“孟晚舟事件”，造成地缘政治紧张态势。除了5G技术外，当前中美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也展开激烈的竞争。未来人工智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与核武器、飞机、计算机、生物技术不相上下的变革性国家安全技术”。人工智能将通过变革军事优势、信息优势和经济优势等方面影响国家安全。一份全球军事人工智能市场报告显示，全球军事人工智能市场将显著增长，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263.6亿美元。人工智能可能恶化安全环境，并可能改变未来战争和军事的平衡。人工智能的安全化、武器化加剧了国家间安全困境与地缘政治竞争，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面临治理失灵的困境。 冷战期间，苏联在与美国进行太空竞赛与军备竞赛中，重国防而轻工业，重军用而轻民用，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这成为苏联从内部瓦解并最终走向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美日半导体竞争中，日本政府迫于美国压力过度退让，导致日本半导体产业核心利益受损。日本通产省在美日半导体摩擦谈判中加强对芯片厂商的控制以此扩大自身影响力，相关政策还使得日本半导体生产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日本政府的过度介入，对于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反而产生消极作用。受日本政府两次签订的《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的影响，日本最终丧失了半导体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核武器、半导体等战略科技力量的博弈，打破了苏联、日本的内部权力平衡，为两国的衰退埋下伏笔。与之有所不同的是，计算机、人工智能与元宇宙等新兴技术本身的发展则通过重塑国家—社会关系，打破大国内部权力平衡。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巨大变革，正在改变着政府和主权的性质，以及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将会在经济、社会、政府和世界政治等方面导致变革。高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权力从国家到高科技公司的转移，谷歌、脸书、推特等高科技公司甚至被称为“网络国家”，“可能会弱化民族国家的地位、打破民族国家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人工智能进一步赋权科技巨头，高科技公司、专业组织与科技精英等社会性力量上升，其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得以加强。在一个元宇宙的世界中，国家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数字主权、货币主权、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元宇宙的“去中心化”趋势，可能带来超主权传播生态和超主权传播平台，甚至可能产生超主权货币。元宇宙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性与去中心化特征，将使政府监控变得更为困难，挑战国家经济与社会治理的边界。元宇宙还加强了个人的虚拟身份认同，影响个体对现实国家的政治认同。总的来说，战略科技力量博弈在中短期显然加强了国家的“回归”，但是在更遥远的将来，人工智能等战略科技力量的发展可能逐渐导致国家的“退场”。 纵观历史，蒸汽机革命带来了英国的崛起，电力与内燃机革命推动了德国与美国的崛起，计算机、网络革命以及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有力地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并延缓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伴随全球化与新兴技术的发展，大国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愈发激烈，并且成为影响大国兴衰的关键变量。 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是美国确立与巩固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20世纪前，既有的科技中心主要是因为内部制度以及技术创新力量不足而逐渐被其他科技中心赶超。20世纪后，美国占据科技中心地位，动用战略科技竞争手段，巩固科技霸权地位，从而打破了科技中心自然转移的规律。 吉尔平认为：“新技术对维持经济竞争力和国家权力至关重要，所以决定哪一个国家将在开发和利用创新技术中领先或落后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美国通过发动对苏、对日、对华科技战，维护科技霸权地位，延缓美国科技以及美国霸权的衰落，而苏联、日本则在美国的科技打压下失利，国家走向由盛转衰的道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由此引发美苏太空竞赛，被美国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美国通过人才争夺、技术封锁、军备竞赛等策略，并大力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化，实现军事工业平衡发展，在与苏联的大国争霸中取胜。苏联则因为错失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民用技术发展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而走向衰败。冷战以来，美国首先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是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国，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40%，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则下降至40%以下，日本因此成为美国重点打击的对象。美国一方面迫使日本签订不对等协议，另一方面积极扶持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发展，通过“借力打力”的方式，挤压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日本经济也逐渐陷入“滞胀”当中。 中国5G半导体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国务院前高级顾问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甚至宣称，“美国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战略科技力量博弈成为中美主要竞争阵地，美国使用内外两手战略手段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对内，大力发展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生物技术等，《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通过25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其中近八成预算用于支持研发，2022年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3.6%，高于1964年美苏太空竞赛高峰期；对外，加强对华技术封锁与“卡脖子”技术打压。美国在芯片、5G、光刻机、EDA等核心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扰乱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从而力图迫使中国难以生产高端芯片。美国禁止联邦机构人员或受资助人员参与中国人才招聘计划，禁止相关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给中国实体，尤其是在国防、军事与航空航天领域。美国还建立基于所谓民主价值观基础上的技术联盟，限制对华技术转让以及科技人才交流。 二战后美国通过对苏联的科技封锁、对日本和中国的科技打压，巩固了美国霸权地位。科技创新遵循科学—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传导过程，基础科学对于技术发展及其产业化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信息公路、互联网技术，正是凭借其在基础科学的优势地位，在互联网、区块链、合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占据优势，美国打破了汤浅光朝所提出的科技中心转移80年周期的规律，延缓了霸权的衰落。美国霸权建立在金融、军事与科技霸权的基础上，而科技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与军事霸权的支撑。战略科技力量博弈给美国霸权带来了双重影响：它一方面巩固了美国霸权，延缓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另一方面又给美国霸权带来了新挑战。美国受技术民族主义思维的支配，把科技武器化、安全化、意识形态化，把科技价值异化，加剧了世界技术政治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伴随新兴技术发展，军用与民用技术的界限变得模糊，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弱小国家和暴力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赋予它们过去仅限于超级大国的能力。美国霸权面临着内部裂变与外部侵蚀、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美国霸权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一些反美的国家及机构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作为武器，更深地陷入与美国的对抗之中；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权力面临来自科技巨头的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加强。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美国霸权的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以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它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它又不够强大，无力解决诸如全球恐怖主义和扩散等问题，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尊敬”，否则，美国“就会陷入麻烦”。战略科技博弈带来了科技体系的分裂、科技伦理风险、技术治理的挑战等诸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美国霸权将成为自身掘墓人。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战略科技力量成为影响大国兴衰的关键变量。与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强调大国的军事实力相比，未来的大国必然是科技大国。大国权力无论是来源于军事、经济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科技实力的发展。当前大国军事的较量，集中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较量，机器人与智能算法被引入战争。大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的全面展开，文明与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智能的竞争。总之，大国军事、经济、文化层面的兴衰，都与科技兴衰紧密相连，影响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将越来越指向科技兴衰这一焦点问题。 在大国兴衰的进程中，技术扩散存在市场驱动与国家驱动的不同逻辑。技术扩散的市场逻辑的路径，是借助技术扩散获得技术租金，包括产品出口、国际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技术扩散的市场逻辑，推动大国兴衰的自然转移。但是，国家逻辑出于战略与安全考虑，会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技术扩散过程，以维护其霸权地位。当前，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不断以所谓“人权”“国家安全”等为由，加强对中国芯片、半导体产业的打压，这甚至被称为“科技冷战”“技术冷战”，而美中贸易竞争也竖起“经济铁幕”，妨碍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自由流动。总之，美国通过战略科技博弈，推动科技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和武器化来维护国家的优势地位，干预大国兴衰的自然进程。战略科技力量博弈将可能推动大国政治走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超级大国政治”。摩根索认为，“由于工业能力对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传统的区别也因而增大”，“‘超级大国’一词表明了少数国家手中的权力得到空前的积累”。马丁·怀特（Matin Wight）区分了支配大国、大国、世界大国、次要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大国与次要国家（包括中等国家）之间的差距通常要大于中等国家与其他次要国家的差距”。当前战略科技力量博弈进一步加大了超级大国、大国与次要国家之间的差别，大国实力对比重新洗牌，而一些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为大国的国家，如果跌落将更难再度崛起而重新获得大国地位。 战略科技力量博弈对大国兴衰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大国通过引进技术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实现大国崛起。美国利用科技创新、战略科技竞争，打破了科技中心80年转移周期的“汤浅现象”，大大延缓了科技霸权的衰落进程。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场景、配套的技术与生态，科技崛起不但需要市场力量，还需要国家力量。一般大国将更难依靠国内的科技创新以及战略科技竞争而再度崛起，将更深地陷入科技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科技格局，甚至有可能继续跌落，成为科技霸权体系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国家。如果霸权国不出现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科技霸权地位只会越发巩固，并走出大国兴衰的周期定律。（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