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下午第二场主题论坛“数字化时代的全球技术政治”，由华东师范大学人工智能金融研究院院长邵怡蕾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的领军人物余南平老师点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教授，作题为“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的连接治理”报告。他认为“连接性治理”已经成为了社交与智能媒体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逻辑。社交与智能媒介不是简单的技术与工具的变化，而是媒介逻辑的变化，包括生产、分发、消费等多重维度。在这个逻辑下，治理的主体和推动力量已经不再仅仅是政府或组织，而可以是连接性网络，普通人也可以发起治理性的行动，而治理的表征逻辑也变得高度数据化。连接性治理不但激发出社会公众连接的力量，也驱动政府、媒体等传统治理主体自身的变革创新。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蔡翠红分享题为“地缘竞争中的跨境数据规制：动力、模式与前景”报告。她将跨境数据流动定义为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信息跨越司法管辖域或条约规制域的读取、存储和处理活动。跨境数据流动有两个考察因素，一是技术向心特征，二是社会规制属性。技术水平、认知偏好、权力竞争决定跨境数据地缘政治博弈，而各个国家跨境数据规制的差别则体现在流向、流速和流径上。以人权保护为第一原则的欧式规则体系，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美式规则体系和以安全和主权为核心的中式规制模式，在全球数据治理舞台上相互竞争。现如今，全球跨境数据规制体系呈现碎片化、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趋势，各规制主体之间进一步分化组合，围绕数据资源和数字规则的大国战略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专业郑华教授作题为"让历史的智慧如何照进现实：科技创新与对外创新"的主题演讲，她基于对全球科技史的发展历程，指出当前的科技革命具有如下特点：1）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进程加快;2）当前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浪潮催生的国际秩序（B）推动科技革命（A）的产物;3）全球呈现"东亚-美-欧"全球科技创新活跃区域发展趋势;4） 科技组织数量激增，截至2020年，比冷战时期增加374个，增长率为138%;科学家、科技人才跨国界流动增强，且呈现向东亚移动的趋势;6）全球科技创新排名数量激增。当前的科技外交存在合作与博弈的特点。中国的科技外交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科技创新的特点，结合自身发展优势，会开创新的局面。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阙天舒教授分享题为"大国技术变迁下的安全治理及其风险识别"报告，从"科技—安全"的视角，分析了新兴科技应用给大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本土安全和域外安全以及个人本体安全和国家本体安全本土等领域的安全治理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他也分析了新兴科技给大国带来的诸如技术博弈加剧、技术不平等极化，技术恐怖增多和技术权力弥散等安全治理风险。最后，他对科技加速背景下国家安全治理策略进行了审视，提出了两个新的范式：即技术竞争范式和技术和合范式，在前者支配下，国家会因过度关注技术的威胁性而形成充满竞争与零和性质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后者支配下，国家可以意识到以技术合作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强调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中国在技术和合范式驱动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已有丰硕成果，对于在全球实现技术与安全良性互动，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姜宇辉教授作题为"帝国游戏与诸众主题：从经纪人，数字人再到政治人"报告，他认为今天我们分析全新帝国时代的政治格局、全球政治秩序时，电子游戏是必须的关键的入口。姜教授指出游戏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电子游戏里到底实现的是自由还是落入式控制。通过玩游戏到底落入越来越强的数字监控系统，还是通过游戏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自由的地位。今天对电子游戏研究大多数局限在体验、感受、玩家、产业，包括文化、历史，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游戏作为产品跟全球资本主义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易妍的报告主题为“远处苦难的中介化：技术、政治与不平等性”。她的报告讨论了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这个跨学科的概念。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远处苦难时，各种因素影响着我们对不同远处苦难的看法与回应。而当我们进入了蔻莉拉奇（2023）所说的“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tarianism）”时代，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人道主义传播是否包含了更多的表演成分，我们是否误以为在电脑前“按按鼠标点赞”或者“留言”，就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活动。。技术让我们链接在一起，它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有关人道主义传播信息，但同时我们也可能遭遇了更多的“同情疲劳”。未来有关远处苦难中介化的研究需要我们进行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的发展，以及带入更多比较研究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