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晚，以“重思现代国家：政治思想史中的亚当·斯密”为主题的政治学人•大学问会议于线上举办。本次会议由政治学人团队主办，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我院我院周保巍副教授参加此次活动，公众号转载对话实录，以飨读者。
作为“人民哲学家”的斯密：对于斯密的一种激进化解读
人民之敌，抑或人民之友？
在阐述人类原始本性如何因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沧海桑田的剧变时，卢梭曾经说过一段精彩绝伦的话：人的原始本性就“像格洛巨斯（海神名）的石像，随着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像一位天神，而像一只凶残的野兽一样。”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描述过去200多年来人们对亚当·斯密形象认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斯密在其同时代人们眼中是一座不可撼动的至尊天神，那么随着世事变迁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如今斯密似乎已变成了一只凶残的野兽。
这里有一个故事。2005年，为表彰亚当.斯密对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斯密的故乡——美丽的海滨小镇柯卡尔迪成立了一所成人学院，并特意以斯密的名字命名。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后来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位忠实的斯密信徒，被遴选为学院的首任校长。然而，学校成立之初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风波。新成立的学生联合会拒绝按照惯例将其命名为“亚当·斯密学生联合会”，因为他们认为斯密的名字总与剥削、贪婪和反人民的社会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故而无法代表学生会的价值立场。其实，在当时，无论中西，持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长期以来，斯密一直是一种保守、反动甚至是道德败坏的形象，是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是人民冷血无情的敌人。《国富论》的一位著名编者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曾说过，亚当·斯密为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攫取欲赋予了新的尊严和合法性。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斯密吗？在这个主流形象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个被遮蔽的斯密存在呢？
其实早在斯密辞世后不久，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的保守派思想家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行政当局就曾经把亚当·斯密视为一个颠覆性的思想家和激进分子（radical），视其为法国大革命背后的重要思想推手。许多激进派和革命人士也都把斯密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和支持者，斯密的一些弟子和追随者也曾因为传播激进思想而受到当局的监视和警告。即使到了19世纪，在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眼中，由于教导“人们应该诅咒上帝的法律，觊觎邻人的财产”，斯密仍然是一个危险的颠覆分子。那么，斯密形象的惊天逆转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他如何从一个激进的颠覆性思想家转变为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辩护人？这引发了著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始人——比特阿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的经典之问，也即为什么斯密的《国富论》由劳工阶层反抗专制压迫的战斗檄文，摇身一变而成为雇主的福音书了呢？撇开这种转变的具体过程和原因不谈，在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由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所发扬的自由资本主义解释之外，在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所开创的共和主义解释之外，继续沿着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child）、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her）和伊安·麦克林（Iain McLean）所开创的的激进主义解释进路，重新发现作为为人民之友和人民哲学家的亚当·斯密及其政治哲学。
《国富论》对于“labouring poor”的形象建构及其政治社会意涵
在18世纪，赞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是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战斗檄文观点的不乏其人。奥派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就认为斯密是穷人的朋友：“在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所有的冲突当中，亚当·斯密总是无疑例外地站在后者的一边。”事实上，斯密的《国富论》和他的政治经济学始终具有双重属性，斯密本人也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斯密，在这里，他需要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分析经济世界中的各种因果机制；一个是作为社会批评家和人民哲学家的斯密，在这里，他致力于消除压迫、奴役和欺凌，并对下层民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在《国富论》中，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斯密往往会被作为人民哲学家的斯密灵魂附体。故而，《国富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世界各地下层民众所遭遇的各种苦难和不公的历史实录和资料汇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自然法理学课堂上，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学生，斯密更是一再指出文明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压迫性的不平等，各种匪夷所思的悖谬和倒错。其中最大的不平等和制度性的扭曲和倒错，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斯密所使用的“labouring poor”这个词语上。这是一个非常精心构设和极具张力的修辞，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矛盾修辞法。在亚当.斯密的理论里，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来源，但是那些勤恳劳作、创造财富的人，最后却成为了一文不名的穷人。那些给全世界供给衣食的人，自己却衣衫褴褛，这是多么绝妙的一个反讽。
实际上，在亚当·斯密笔下，无论是“poor labourer”还是“labouring poor”，他们不再与传统上所谓的懒散、游荡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而是成功的化身为希腊神话中带有悲剧和革命反叛色彩的擎天巨神阿特拉斯（Atlas），他们以自己被压迫到尘埃里的卑微之躯，支撑起了整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斯密为无产阶级树立了第一座英雄丰碑，是他第一次塑造了有尊严、勤勉甚至高贵的穷苦劳动者的形象，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穷人的传统的道德想象。他让人们看到文明社会的巨大不公和压迫性不平等，并致力于让穷人过上更富足、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他认为这并非是对穷苦劳动者的恩赐，而是他们的应得权利。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有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成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所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致力于national wealth和public happiness，而在他看来，无论是国民财富还是公共幸福，其最终的主体都应该是人民大众（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斯密之所以致力于倡导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穷苦的劳动者才是最幸福和最安乐的。
《国富论》是人民“宝鉴”而非君主“宝鉴”
众所周知，在解读《君主论》的时候，卢梭曾否认它是一部“君主宝鉴”，而是认为它是马基雅维利写给“人民”的一部大书，是专门用来捕陷君主的。在某种程度上，斯密的《国富论》也可作如是观。表面上看，《国富论》是写给统治者或者立法者的一本书，向他们讲述立法者的科学和治国理政之道。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部写给人民的大书，一部可以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境遇，理解他们在现实当中所遭遇的各种不公不义及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并寻求建立一个自由、正义和公平的社会机制以及可能途径的“宝鉴”。为何说《国富论》是人民的“宝鉴”呢？其理由如下：
第一，斯密第一次系统提出了阶级分析法。他首次将依靠工资为生的人单独划分为一个阶级，并把他们与以土地（地租）为生的人和与利润为生的人并置。这无疑有助于劳动者阶级意识的形成。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不厌其烦地向劳工阶层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他们的阶级利益如何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关联，以及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其他阶级利益（地主和商人和制造业者阶层）之间的关系。斯密认为，劳工阶级的利益与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后者倾向于与政治权力结盟，通过推行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将他们的经济利益与财政-军事国家的税收利益相结合，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进而加剧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下，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城市与乡村、生产者与消费者、上层社会与中下层社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巨大的结构性的、人为的压迫性的不平等。而在“自然自由体系”之下的自由竞争，原本会带来“应有的或自然会有的一切阶级之间的平等状态”。
第二，通过《国富论》，斯密旨在教化人民，向他们提供商业世界的各种基本信息，教导他们去理解财富的产生机制，去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理解自身在整个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理解商业社会对他们的利弊，从而使他们不受蛊惑，不受怂恿，不受欺骗，并以此提升普罗大众的对于政治经济事务的判断力。从而使他们在公共集会上，出于自己的目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发言，而不是出于雇主的目的和为l了雇主的利益发言。
第三，通过《国富论》，斯密旨在向普罗大众传达“自由”的真正意涵，以及何为天赋自由和天赋权利，让他们认识到通过自身劳动所获得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其他所有财产权的原始基础，并且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自身所拥有的个人主权，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个人主权，也即对于各种经济行为——从工作、消费、择业，到交易、借贷、投资——所拥有的个人主权。继宗教改革将大众从教会的管束中解放出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大众从君主专制权力的管束中解放出来之后，斯密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进一步将普罗大众从议会所制定的各种名目繁杂的商业和经济法规的束缚和控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个人全面的自治和自主。
第四，斯密揭示了统治者的颟顸、愚昧、挥霍，他们的残暴和不义，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各种卑劣的统治伎俩。《国富论》中充斥着对统治者的负面描述，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这本书是专门为统治者和立法者而写的。如斯密在书中多次指出，“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而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其实分量，次第削减。” “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无过于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钱的技术。”“从来妨碍这利国裕民的制度上的改革的，说不定就是这上层阶级的利益啊。”
第五，斯密认为人民大众比他们自认为的要更聪明，而统治者和上层阶级也可能比他们所想象的要更加愚笨。斯密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具有认识论上的民主化倾向。在《国富论》中，斯密常常诉诸于common sense， 也就是common people的智慧，也即得之于日常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并且常常把人民大众的常识（common sense），与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自私自利的诡辩（interested sophistry），以及统治者的愚昧（folly）对立起来。
第六，斯密要告知人民大众的另一个真相是，他们自身才是经济发展奇迹的真正英雄。从中世纪晚期以降，造就欧洲经济崛起的，并非是伟大立法者、英明政府和有权有势之人，而是普罗大众。他们才是造就经济奇迹的英雄。正是他们的从不间断、恒常的和不动声色的“改善自身境遇”的努力，才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和引擎，正是他们的这种锱铢必较、 胼手胝足的努力，冲破和克服了统治阶级所树立的一切人为的障碍和压迫性措施，一切乱政，一切的挥霍浪费，使一切事物渐趋改良，并成就了欧洲的经济奇迹。
最后，我想引用1936年，在《国富论》发表260周年之际，在世界历史即将发生惊天剧变之际，一位美国的斯密研究者所发出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追问：“我们可以恰当地问自己，如果亚当·斯密采用他在1776年研究社会的方法来分析我们的社会，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会批判哪些制度，又会推荐哪些制度？他能否像预见自己的未来那样预测我们文明的未来走向？”弹指一挥间，转眼间70年已经逝去，尽管世事变迁，但身处时代洪流的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进行这样的灵魂拷问，并给出自己庄严而神圣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