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午雨送爽，师生热情高涨，10月13日下午，“政治学系2021年度校庆暨教师履新学术报告会”第三场在法商北楼325举行。本次讲座由国际政治专业副教授刘亚娟老师主讲，题为“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解释到叙事”，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专业副教授戴宇辰老师主持此次讲座并担任点评人。
刘老师首先指出，在开展党史、国史研究时，研究者既要与前人研究对话也要与党史叙事对话，近几年她个人的研究逐渐从“历史事实”转向“历史解释”，即思考“为什么我们所接受的党史信息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之后，刘老师阐释了她研究中的两个母题——“工人”是职业还是阶级？新中国成立之时，工人阶级已经存在了吗？——从这两个母题出发，刘老师提出了本次讲座主要回答的三个问题——什么是工人阶级？谁是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新中国如何解释作为城市领导阶级的工人，又如何构建相应的叙事？
针对“什么是工人阶级？“这一问题，刘老师先是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表述，解读了工人阶级内涵，随后将其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经典文本中关于无产阶级的表述相比较，以此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的“工人阶级”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谁是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刘老师并未给出简单直接的答案，而是从阶级队伍急速扩张、阶级成分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内部差异性更加明显三个角度来说明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成为广义的阶级概念——职员、手工业者等群体被纳入工人阶级。1950年的《工会法》和1953年的《工会章程》将“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作会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刘老师结合“十七年”上海职工人数变化趋势图，说明了这一时期上海职工人数呈迅速上升情况。
整个50、60年代，学生占据了新工人的20%左右。1956年上海出现高小、初中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进厂潮，到1964年，80%以上的新工人进厂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此外，家庭出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团市委对全市2000余名青工的调查，在1955年之前进厂的青工中，“两类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子女比例仅占5.5%，而在1960年入厂的青工中，这一比例增加到12.2%。刘老师借助原始资料呈现出一系列的数据，以此说明这一时期工人在阶级成分上的显著变化。
新中国如何解释作为城市领导阶级的工人，又如何建构相应的叙事？刘老师通过两个引申问题来带领同学们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优越性何在？
为什么是工人阶级？刘老师引用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领导人的文献资料，展现了当时领导人中间就“工人是否可靠”所起争论的缘起和定论，同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关于“半无产阶级”这一提法的疑问，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当时的对应叙事逻辑：一是大写工运史，二是以一组模糊的青、老工人概念划分重塑工人阶级。青、老工人的概念的生成不仅在解释层面推动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同时还为工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解释——青、老工人在政治定义上涵盖不同意味，但在实质划分上并不泾渭分明。
工人阶级的优越性何在？刘老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最光荣的观念逐渐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中共在工人阶级中构建了一种作为正面典型的工人模式——劳动模范。他们不仅要努力掌握技术，代表先进生产力，还要成为道德标杆，乐于奉献。刘老师以黄宝妹和郝建秀的事迹为例对此做了更详尽的说明，启发同学们对新中国的“技术”问题进行思考。她还提到了工人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他们“拿起笔来能创作、放下笔来能生产”，并启发同学们围绕这一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
在中共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曾经参与但又一度缺席的事实，是新中国不得不解释的重要问题。刘老师指出工人阶级天然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特质，既富有作为生产者的实用主义精神，又有作为光荣的革命者的大无畏气质。而工人阶级的去势，则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孰优孰劣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随后的点评环节，戴老师肯定了刘老师对传统共时性研究的突破，认为她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色彩，尤为关注“结构性的问题”。戴老师围绕新中国为什么需要工人阶级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政治因素，还存在经济考虑，并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做了补充说明，这一角度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
文字 | 胡权鑫
图片 | 孙凌霄
编辑 | 吴宗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