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恩格斯诞生于转型的时代，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转型时代的烙印。他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转型思想，探讨了社会转型的动力、社会转型的路径、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伦理的转型等。恩格斯的社会转型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此时的欧洲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急遽的转型进程之中。这一时代背景对于恩格斯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转型年代的烙印。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可以称作是转型理论家。《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以下简称《十八世纪》)就从转型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尤其和工业史、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英国社会转型及其发展进程，较为具体地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动、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化以及社会伦理因应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并创造性地阐述了人类社会转型的前景。
一、社会转型的动力
在《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对生产力在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基础性、支配性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英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英国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并成为英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源泉。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恩格斯用了较大篇幅阐述了科学在18世纪的形成。他说：只是到了18世纪，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具有了自己的科学形式。例如，天文学、光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甚至自然史也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平。当然，科学的形成是一回事，而它要真正转化为生产力，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技术发明，并和具体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种转化。恩格斯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各门科学“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实践结合的有机形式，就是机器的发明及其运用。
恩格斯详细罗列了蒸汽机、纺纱机、织布机等机器的发明及其运用，并指出这些发明带来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英国生产力的进步、劳动效率的提高，它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他说：“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机器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推动了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布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一个生产部门的变化必然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恩格斯指出：“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
总而言之，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形成了生产力是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的观点。关于这一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1847年《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类似的看法：“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关于生产力是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的观点，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中还提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政治学、国民经济学等学科的真正形成。这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认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生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认识，不仅有助于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而且有助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彼此适应，进而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是生产力。譬如，恩格斯对政治学的发展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政治学以人作为基础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基于竞争和人的解放之下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到18世纪，人(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了自由人，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力量，这就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鲜活的人的条件，而帝王将相则淡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的行列。这种情况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有体现。譬如，恩格斯在1844年1月撰写的《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就指出：“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应当说，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一变化对于更好地认识人、认识生产关系等，都是很大的推动。
二、社会转型的路径
恩格斯在《十八世纪》开篇就提出了“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思想。这一明确观点的表达，反映出恩格斯对英国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道路的充分肯定和赞赏。
恩格斯认为18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他比较了当时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德国——不同类型的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转型路径上的差异。
恩格斯指出，英国进行的是社会革命，法国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德国进行的是哲学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文明大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学说在这三个国家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恩格斯在1843年11月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他还特别强调了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进一步指出：“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总之，恩格斯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道：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国家、一切不同的道路所必然汇合的地方”。
尽管恩格斯是在共产主义学说产生路径不同的意义上来看待“革命”的，但是，这种不同类型的“革命”路径之中仍然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含义。因为这三个“文明大国”最终的目标都是指向共产主义的，但是，由于它们各自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因而就决定了它们必然会有不同的社会转型路径。更为重要的是，这三个国家的三种不同的社会转型路径带来的社会政治效果，也是极为不同的。
在恩格斯眼里，他最为推崇的是英国的“社会革命”转型路径。他在《十八世纪》中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他指出：“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
正是因为恩格斯十分珍视18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及其成就，因而他对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及其带来的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以及在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中而进步缓慢感到痛心。可以看到，18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法国统治集团屡屡发动对外战争，且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导致国库空虚，只好对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的第三等级横征暴敛。这一切不仅导致法国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受阻，而且使得民不聊生，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以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极端对立的阶级关系，必然导致极端的政治行动，即暴力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可谓是轰轰烈烈，但是，就是这样的轰轰烈烈，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国政治的反反复复，法国社会的进步在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中而微不足道。法国的这种状况，恰如房龙所言：“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是一成不变。”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通过对英国宪法和法国宪法的比较分析，指出保持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前提，当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他指出：英国的宪法差不多150年来一直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大法，任何一种变革都要通过合乎宪法的形式进行，可见英国人对他们的法律是非常尊重的。与此不同，法国近50年来接二连三发生暴力变革，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到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宪法，实行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就被抛到一边而为新的宪法所取代。正是恩格斯有了对法国政治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微小的认识，所以他才会在《十八世纪》中表达出对英国社会革命的推崇。
三、社会结构的转型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其中，不仅有阶级结构的变化，封建时代的封建主和农民开始转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有城乡结构的变化，并开始了城市战胜农村的现代化历程。
《十八世纪》指出：“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三派大致就是：新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地说，整个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
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给予了关注。从事实上看，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一道产生的，因为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需要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工厂就开办不了。而资本家的工厂为了能够招募到足够的自由劳动力，在当时的条件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对此，恩格斯指出：“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vilains,bordars,cottars，从而变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
同时，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的过程，同时就是城市不断扩张的过程。他指出：“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他还说：“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一方面，工厂改变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空间，“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这逐渐改变着英国的城乡结构，并“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恩格斯指出：“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公路、铁路、运河等)，使得“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往来通达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克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
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就把工厂制看作是“现代的奴隶制”，而且“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其中充满着“伪善、矛盾和不道德”。在《十八世纪》中，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实质。“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他强调：“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恩格斯在观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的时候，并不只是看到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一面，他还看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作的另一面。“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他们很快就发现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当然，由于恩格斯在这时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共产党宣言》的程度，因而在阐述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时，也只是点到为止，更不可能上升到阶级联盟的高度，并以阶级联盟的形式去共同对付封建统治集团的反动行为。
四、社会伦理的转型
任何一种社会转型，都是系统性的转型。除了有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型之外，必然还会有精神观念层面的转型。而在精神观念层面的转型上，社会伦理的转型最为明显，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进行的社会交往，都必然受着社会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并深刻体验着社会伦理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痛苦和快乐。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带来的是一种与过去一切社会完全不同的伦理规范和秩序，是在对过去传统的伦理规范的颠覆性破坏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
恩格斯指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而这种基于自由竞争的伦理准则所创造的“新秩序”，“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在自由竞争的规制下，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利益的统治表现为财产的统治。而当一切社会行为都可以用金钱的标准来衡量时，人的道德和信仰就像泥石流滑坡一般而沦丧。这时，“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恩格斯关于英国社会伦理转型的思想，是他深入英国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一思想在《十八世纪》之前和之后的文章中都有相同的主张。
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文章中，恩格斯就多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伦理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所带来的“道德沦丧”的阐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他继而指出：“竞争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竞争已经扩展到了道德的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伦敦来信》中对“爱尔兰无产者”有这样的描述：“半开化的教育和后来完全文明的环境使爱尔兰人自相矛盾，他不断受到刺激，时常怒气冲天，这股怒气使他能够去干任何事情。……像任何半开化的人一样，他只要看到打架就不问情由疯狂地冲过去，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渴求复仇和破坏的不熄的火焰，这种渴求完全无所谓方向，只要能痛打和破坏就行，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吗?”当然，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爱尔兰无产者”的行动方式，尚属于分散的、没有组织化的、没有政治目标的自发斗争，而这种自发斗争所取得的政治效果是有限的。而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中对于这种自发斗争的根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恩格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展现了他已经初步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在《十八世纪》之后的文章中，恩格斯同样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转型的深刻论述，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
五、结语兼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尽管写作《十八世纪》时的恩格斯还很年轻，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想还不成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转型的共产主义前景等问题的认识还不全面和系统，譬如，在社会转型的前景问题上，恩格斯只是笼统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来临和国家的衰亡：“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并实行了人民宪章，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苛求于恩格斯，而是恰如恩格斯在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所言：“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因此，我们不能否定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地说，这篇文章仍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转型思想，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实践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因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
《十八世纪》中的社会转型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应当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的方式方法和节奏。恩格斯对英国的社会革命予以高度的肯定性评价，他强调：“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究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社会革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并因此而产生了比法国的政治革命、德国的哲学革命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把很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经济增长之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建设。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把“社会建设”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任务之一，显示了党和国家对社会建设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把基层社会治理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社会建设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当然，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时，要切忌运动式的、大呼隆式的做法，要基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声不响地进行”。
二是应当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伦理的转型。《十八世纪》对英国因工业革命而出现的社会伦理的转型进行了精到的分析，这对于客观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伦理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伦理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传统社会伦理在当下的失效，以至于一部分人认为我国出现了道德滑坡的严重局面。之所以会有我国社会道德滑坡的认识，就在于他们没有随着社会转型而有思想观念的转型，就在于他们仍然坚守固有的传统社会伦理而观察发生变化了的新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用老标准来看新问题，以自己的不变来应对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并非道德真的滑坡了，而是传统伦理的失效，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伦理正在孕育和替代的过程中，正在发生着向现代的转型。当然，英国社会伦理转型中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利益成为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构建新型的社会伦理规范体系时，是应当予以规避的。
山东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兼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思想政治课研究》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全国基层党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上海市闵行区党建研究中心顾问、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政治方向）、当代中国政治、基层社会治理。
制图 | 吴宗晏
编辑 | 吴宗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