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上海市曙光学者。
内容摘要：思考数字主体，首先要从主体和主体性的思辨入手，进而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困境。从历史脉络来说，尽管内在性转向可被视作主体性发展演变的一个要点，但充满否定性意味的自我塑造才是现代性自我的真正特征。而在对数字主体的反思之中，这个否定性的维度同样能够从福柯的自我技术和巴特勒的欲望主体之中得到深刻启示。巴特勒虽然以操演的策略闻名于学界，但她对占有的否定性运动的剖析似乎更给人以启示。近来对数字主体的人文批判，往往就将占有性主体视作矛头所向，而巴特勒的论述正可以起到纠偏之功效。以拥有和协议之矛盾冲突作为要点，以修补的解决之道作为回应，我们探寻着在数字时代重建主体性的否定性契机。
关键词：主体性；数字主体；自我技术；操演；拥有；修补；否定性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姜宇辉.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技术：操演、拥有或修补[J].现代出版,2026(4):22-33.
CY/T 121-2015 姜宇辉：《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技术：操演、拥有或修补》,《现代出版》2026年第4期,第22页至33页。
MLA 姜宇辉."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技术：操演、拥有或修补" 现代出版,(4)2026:22-33.
APA 姜宇辉.(2026).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技术：操演、拥有或修补.现代出版,(4),22-33.
//目录
一、主体与主体性：肯定与否定
二、数字主体的否定性面向：技术与操演
三、欲望主体的否定性运动：作为（being）或拥有（having）
四、数字主体的现实性困境：拥有与协议
五、尾声：修补（repair）作为数字主体的否定性技术
思考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或许更为恰切的提问入口并非“我们曾经怎样”或“我们已经怎样”，而理应是扬·德沃斯（Jan De Vos）在近作的开篇所明示的：“我们还会变得怎样？（What will become of us？）”数字时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也注定是一个危机与契机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人类主体本身也在发生明显而根本的变化。而德沃斯的这个发问亦至少体现出变化中的主体性的双重面向，其中既包含着憧憬和展望（也许人类会变得更加丰富而不同），但亦隐含着焦虑乃至忧惧（我们是否已经接近终结的边缘）。对主体性的思考，也正是由此展现出肯定与否定的复杂意味，它既可以是传统形态的延续，亦完全可能是死而后生的起点。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在十多年前就曾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打碎（break）”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进而倡导应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式去撕开裂痕，对现实说“不”。但他尚未明确意识到，对现实说不的一个根本前提或许正是对我们自身说不，撕开现实裂痕的一个关键步骤，或许正是在主体性的内部去撕开否定性的裂隙。那就让我们从主体性之辨开始，逐步围绕技术、操演（performance）和拥有（property/possession）这些关键词去反思数字主体的否定性面向，进而探索可能的修补（repair）之道。
一、主体与主体性：肯定与否定
思考数字主体，理应从主体和主体性这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入手。何为主体性呢？若暂且搁置这个基本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错综复杂的源流与脉络，仅就最基本的观察和反思来看，瑞姬娜·加尼尔（Regenia Gagnier）在名作《主体性种种》中的说法就颇有启示。主体性显然指涉主体的种种特性、样态、关系。比如，主体作为自我，就与他人和环境相对；主体作为心灵，就与身体和物体相对；主体作为个体，就与社会和制度相对。进而，若借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对整部西方思想史的一种概括，亦不妨说，主体作为“内在的深度”，就与整个外部世界相对。无论这些具体的面向和关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异同，都至少体现出一个共通的要点，即对主体和主体性的思考，往往总是基于（乃至限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
也正因如此，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陆哲学对主体性的思考大体上倾向于对此种二元性进行批判、突破和颠覆。有鉴于结构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福柯毕其一生对主体性的深入思考，后来的学者往往亦会将主体与结构之辨、个体与权力之争视作关键要点。而加尼尔在书中所重点列举的实践理论、物质文化研究皆为明证。比如，当布尔迪厄或吉登斯这些代表性人物重点关注“实践”这个概念之时，他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正是主体如何在与权力、制度、结构的张力之中重塑自身的自律和自主。主体或许远不只是任由权力操控的傀儡，而更是在与权力的互动博弈之中不断化外为内，将阻碍和束缚转化为建构与积极之力。诚如盖文·雷（Gavin Rae）所概括的，实践这个概念的最根本作用，正是要瓦解、突破主体与结构、内在与外部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揭示和展现出这两极之间含混、多元、多变的力量场域和复杂网络。
由此看来，实践充其量只能算是当代探索主体性的一种进路，而无论哪一种进路，根本的目的或许都汇聚于同一个方向，那正是唐纳德·E. 霍尔（Donald E. Hall）在翔实完备的概念史《主体性》的开篇精辟概括的那个矛盾：看似每个人都相信“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创造、再造‘自我’”，实际上，现实中却每每深陷于各种束缚、陷阱乃至枷锁之中。一句话，主体性的核心难题，正是“自由与制约、自我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难解难分的张力。反思和探索主体性的动机即便千差万别，但旨归或许唯有一个，（不妨化用卢梭的名言）那正是在种种无往不在的枷锁之中去重新激活人类的自由。这也同样符合主体性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诚如霍尔所言，主体性虽然不能说是近现代的发明，但绝对是在近现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和高峰，那显然正是因为自由这个旨归日渐清晰而强烈地呈现。他随之援引了历史学家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著名研究，将现代性自我的根本特征凝练而生动地概括为“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我们能做出的一个最简明的观察或许是，在16世纪，看来有一种日渐增强的自我意识，即人类的身份可以是一种可操控的、充满机巧（artful）的塑造过程。”如此看来，若主体性与自由之间果真存在着本质关联，那么一个根本而关键的体现正在于主体得以自由地塑造自己。自我相关，自我反思，自我改变，正是近现代以来的主体性的一个最为明显而关键的变革。
对这个自我塑造的关系和过程，哲学家和史学家早已有汗牛充栋的论述、论证，自不必赘言，但其中确实明显体现出肯定性与否定性这个本文的核心要点。实际上，自我塑造这个概念，恰是对我们开篇所提及的德沃斯的那个充满憧憬与焦虑的追问的直接回应，但又极具深意地突出了这个问题之中的两个关键点。我们将会“变成”怎样？或许没有一个明确而最终的答案，但关键在于，我们总要将这个“变化”的自由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我们将会变成“怎样”？或许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但无论具体趋于哪一个方向，最终都会归结于肯定和否定、连续与断裂，乃至生命与死亡。这也是格林布拉特的历史性论述带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哲学启示之一。
不妨由此对照他与泰勒的经典论述。与格林布拉特颇为契合，泰勒也同样将内在深度视作一个近现代的发明。比如，在古希腊哲学之中，显然也存在着大量关于自我和主体的思考（柏拉图《理想国》中“做自己的主人”的著名说法就是明证），但从根本上说来，近现代以来的那种自我反思、自我塑造乃至自我拥有的主体性概念远未萌发和成型。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内在性’的东西”，而更是“与宇宙间事物的秩序的关联”。概言之，这并非内在与外在的对峙，而是整体对部分的包含。然而，泰勒并未明言的恰恰是，随后发生的（自奥古斯丁起始的）西方思想中的所谓内在性转向，其实对应的并不只是思想框架或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而更是一个主体为了自由而不断探索、抗争、彷徨、挣扎的活生生的运动。简言之，这不只是一幅波澜壮阔、令人回味无穷的思想史画卷，而更是（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深刻阐释的）一个充满“生死斗争”的苦乐相生的艰难历程。说得极端一点，我们理应探索的或许并不只是自我的“根源”（sources），而更是自我的“存亡”（survival）。如果说前者更为关注的是连续与肯定，那么后者则显然体现出更为浓厚的否定性意味。
这也进一步涉及当代对于主体性研究的另外一个狭隘的迷执。比如在丹·扎哈维（Dan Zahavi）的名作《主体性与自身性》之中，他虽然颇具启示性地将主体性与自我、自我意识、体验这些关键要点关联在一起，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否定性这个理应考量的根本要点。主体性固然往往鲜明体现于体验、反思和意识的所谓“第一人称”维度，却并不能仅归结为内在与外部、自我与对象之间相互协同、彼此一致的种种意向性关系和结构。在主体性的体验之中，或许那种否定性的创伤和裂痕才是更为根本的向度。再度借用格林布拉特的精辟概括，不妨说现代性自我的那种自我塑造的主体性，根本上往往体现为直面那些“陌生的、怪异的，甚或敌意的”力量的充满威胁和危险的过程。其中有彼此的冲突、秩序的瓦解、叵测的幽暗，甚至自我的解体、毁灭和死亡。自我的塑造，既不只是日常的稳定结构，也不只是诗意盎然的艺术创造，而更是挣扎与苦痛，是战战兢兢的平衡，是行走于深渊边缘、生死之间的审慎、警醒与“责任”。扎哈维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无法被忽视的否定性的向度，但他只是在全书接近尾声处才简略地论及自闭症患者身上那种直面他者之时所产生的“丧失自我的脆弱性体验”。而在我们看来，否定性的创伤绝不只是偏离正常的病态、有待纠正的缺陷，而反倒是主体性的根本要义，是探索自由的根本道路。
二、数字主体的否定性面向：技术与操演
由此，我们就得以对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展开深思。这首先就涉及数字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自由与制约”这个主体性的根本难题。人工智能的加速，网络社会的兴起，游戏化的席卷，这些技术的前沿发展到底是进一步增进了人的自由，还是令主体日渐深陷于难以自拔的束缚和陷阱之中？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澄清技术这个要点。如果仅将技术理解为人发明和利用的工具，进而将其视作人的外部拓展、补充和辅助，那么当技术转而僭取了主导地位和霸权之后，注定会带来人的异化和自由的丧失。但是，技术并不仅仅是人的外部或对立面，而完全也可以是人类构建自身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诚如黛安娜·斯特潘斯卡（Diana Stypinska）与安德烈亚·罗西（Andrea Rossi）在论及热播剧集《黑镜》（Black Mirror）系列时所敏锐点出的：数字技术并不只是施加在人类主体之上的种种“副作用”，而同样也是（甚而更是）主体性“自身的技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和手段，人类得以更好地反思自身、关怀自身，进而提升自身和改变自身。
也正因如此，斯特潘斯卡在独著的《社交媒介、真理和关切自我》之中，就明确援用了福柯晚期的重要概念“主体的技术”来阐释数字技术和主体性的密切关联。在重要讲座“自我的技术”之中，福柯开篇就例示了技术的四种基本形态，这不仅拓展、丰富了我们日常对于技术的狭隘理解，更是将自我技术视作人类所发明的或许最为重要的一种技术形态。而在这个讲座之中（包括福柯晚期在法兰西学院的多次授课之中），自我技术的历史演变和诸多形态得到全面深入的描述，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似乎还是否定性这个要点。毕竟，福柯明确以基督教的自我技术为整场讲座收尾，并尤其将否定性的“自我弃绝”（self-renunciation）视作重中之重。同样，在斯特潘斯卡对数字主体的自我技术所进行的阐述之中，这个否定性维度亦鲜明而突出，她之所以要对后真相这个颇为盛行的主题进行批判，进而在数字时代倡导真理的立场，也正是（在福柯的意义上）试图以此来实现主体对于自身的挑战、改变与否定。这也就明确呼应着上一节最后所得到的关键结论：如果说否定性是主体性的关键要点，那么数字时代的主体性技术也同样体现于这个基本维度。
那么，如何深入理解数字主体的否定性维度呢？既然斯特潘斯卡等人言之不详，论之不深，那就有必要转向别处寻觅启示。比如，在罗布·加拉格尔（Rob Gallagher）对于数字主体经典的六个界定之中，第二点就明确将自我反思与自我呈现视作关键点，但否定性的含义并不突出。反而在他后文详细分析诸多游戏的案例之中，围绕秘密、动物化、诡谲（uncanny）等关键概念展开论述之际，否定性的意味逐渐浓厚。他会反复论及“数字主体的不确定地位”，进而在数字社交网络之中不断撕开否定性的裂痕。但能够展现出否定性维度的并不只有游戏的玩家，或者说，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典型的交互和沉浸的操作方式，并不足以概括数字主体的否定性技术。朱迪斯·巴特勒深入阐释的“操演”（performance）这个概念显然更胜一筹。
这样的看法并非我们的一厢情愿。在很多研究数字主体的论著之中，“操演”都是一个醒目的关键词。比如，罗布·卡弗（Rob Cover）在《数字身份》一书中，就明确援引这个概念来尝试突破内在与外部、自由与制约乃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这一系列围绕主体性难题展开的二元对立，进而得出了“我们操演自身的身份”这个重要结论。不过，难道操演就只是实践这个用来突破主体与结构之二元对立的根本概念的另一个代名词？似乎不尽如此。既然操演主要得自巴特勒的启示与灵感，那还是有必要回归她的那些经典文本一探究竟。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两个要点。
首先，巴特勒的操演当然也是一种实践，而且矛头所指也恰恰是主体与结构之争。借用吉尔·雅格尔（Gill Jagger）的精辟概括，巴特勒之所以要在众多论述中反复强调操演之重要性，根本上正是试图在“个体行为的结构特征和社会背景”之下，去探寻“抵抗和变化的可能性”。自由与制约，主体与结构，显然同样是巴特勒关注的根本点。诚如她自己在《权力的精神生命》一书中的总结：权力并非仅仅从外部施加于主体之上，或者说，主体并不只是被动地承受（assume）权力，而更是能够转而将束缚的、限制的权力化作自我生成（becoming）的积极动力。
其次，即便如此，操演这个概念还是体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主体性技术，不妨稍加详述。操演，其实在巴特勒的文本之中向来有着丰富多样的含义，偶尔亦不乏彼此前后矛盾之处，但归根结底，无非是戏剧性表演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这两种基本模式。在1999年重新为她的成名作《性别麻烦》作序之时，她也坦承：“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确实，这两种模式明显不甚兼容，甚至彼此抵牾。在戏剧性表演之中，在演员的面具之下，始终隐藏着一个真实的自我作为内在的核心、根本的主体。这个表演的主体穿行于各色面具之间，却能够保持自身的同一和统一。但言语行为模式就不同了，它否认言说的主体具有任何先在的、既定的明确核心和稳定本质，进而仅将主体视作话语—权力—技术—知识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所建构的结果，所产生的效果，不妨再度借用巴特勒自己的概括：如果说戏剧性表演将主体视作实体性的身份（substantial identity），那么言行模式则将主体视作社会建构的时间性运动。
但这也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诚如艾莉森·埃塞特（Alison Assiter）不无尖锐地批驳：“你如何将自身创造为一个自我，既然都没有任何先在的自我来进行此种创造行为？”雅格尔或许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主体何以能够成为抵抗之源，既然‘在行动的背后没有行动者’？”对于这些批评，巴特勒早已有所准备。比如，在《性别麻烦》之中，她就明确将重复和戏仿（parody）视作深陷于话语网络和权力装置之中的流动的不确定主体的抵抗之道。只不过，此种化外而内、以重复来制造差异的方式，实在跟实践理论家们的构想相距不远，甚至颇为契合。在巴特勒看来，操演本身就具有不可分离的双重面向。一方面，操演是权力的利器，它根本就是权力对于主体所施加的“本质性期待”，由此不断通过重复的仪式令其深深内化于主体之中，甚至使主体将其误认作他/她自身所固有的“自然化”的本性。但另一方面，在此种不断内化、自然化的重复运作之中，看似脆弱不安的主体却又被激发出自身的抵抗和生成之力，他/她在伪装和戏仿的过程之中，撕开与权力和体制之间的否定性间隙。不妨说，在戏仿的重复之中，戏剧表演和话语行为这看似彼此矛盾的两种模式反而悖论性地结合在一起：从起点上说，主体显然是话语—权力所建构的结果和效应，但当主体在表演这些建构、预设的身份之时，他/她同时也就在面具之下撕开了、敞开了那个流动而多变的主体性位置。只不过，这个位置不再是实体性的，而是时间性的。正是戏仿式的操演，在权力的制约之中不断撕开否定性的裂痕。戏仿，或许正是霍洛维所谓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否定性创造。
三、欲望主体的否定性运动：作为（being）或拥有（having）
然而，巴特勒的操演学说确实还体现出另一重不同于，乃至逾越实践理论的否定性含义，那尤其涉及“拥有”这个本文的下一个关键词。
其实，在《性别麻烦》之中，拥有本来就是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是否有‘某种’所谓人所拥有的性别？还是说，性别是所谓人的存有（to be）的一个本质属性？”这可被视作全书的最核心追问。但按照巴特勒的思路，这更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因为此种将性别与拥有、属性、存有相关联的传统观点恰恰是她要着力批判的。一个人天生就“有”某种性别，此种性别“是”他/她本身固有的“属性”，这或许正是性别问题所带来的最大“麻烦”。进而，在后文，她又重点援引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此种麻烦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存有，拥有，或许远非天经地义的事情，也绝非标志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而根本上是“作为象征秩序的意指结构里”所设定、安排、调度的功能和地位。男人“拥有”阳具，这可被视作他的本质属性，阳具也就成为他最重要的所有物之一。但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的女人则充其量只能说是“作为”阳具，因为她必须在与男性的对立矛盾的关系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秩序通过相互排斥的位置，……来创造文化的理解模式。”
那么，如何对抗此种主导和压制的象征秩序？如何在施加在主体身上的权力制度之中重新找到变化和生成的可能性？巴特勒当然还是再度乞灵于重复、戏仿、伪装这些她得心应手的概念工具。女性被预先安置了“作为”的位置，但她完全可以用伪装的方式去表演，进而以断裂的否定性间距去冲击男性所霸占的“拥有”的地位：“或许在‘表象’与‘存有’之间并非稳固的区分中，追求一些灵活的可能性。”但这个解构式策略仍然不足以充分体现巴特勒的主体性概念的力量。实际上，早在《欲望主体》这部初创之作中，她反而是对主体性这个根本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
关键点仍然是拥有。全书的根本灵感当然是源自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重释，但在其中，欲望显然成了一个要点。欲望在西方哲学中本来就是一个含混多变的概念，在古代哲学中，它往往屈从于理性的秩序，被贬抑为混乱和匮乏。但从尼采高扬生命意志开始，直到德勒兹的生命主义，欲望开始展现出积极能动的创造力。不过，巴特勒并不想重复尼采主义的陈词滥调，而反倒是要重新激活黑格尔哲学那里的否定性潜能。这首先就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理解：“只有它是他者，每一个是本身才存在，因为对黑格尔来说，只有以异于自身之物为中介，自我同一性才会实现。”这就不只是涉及欲望的问题，而更与存有与拥有这些主体性的根本特征关联在一起。在《性别麻烦》之中，拥有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但在《欲望主体》里，巴特勒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启示，思路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她看来，一方面，拥有并不只是象征界所施加在主体身上的秩序，而更是主体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因为所有的自我意识都必定始于对外部对象的“占有”和拥有，“作为一种毁灭性的或消耗性的能动性，作为欲望的自我意识试图通过消耗一个活生生的事物来获得现实”。由此确实可以说，男性拥有阳具的一个基本方式，正是对女性的消耗性欲望。
但另一方面，拥有又并非仅限于占有、消耗、毁灭。在这个化外为内的过程中，欲望主体同时无奈但又清醒地意识到，他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消除欲望对象的他异性，甚至这个不可还原或消解的他异性反而是他自身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维系、延续的一个根本的否定性前提。“这个主体不仅仅是在消耗它的世界，也就是说差异的中介不但把他者性内化了，而且把主体外化了。……消耗与外化、占有与分散；主体的‘生命’就是对自身的不断巩固与消解。”主体正是在生死之间不断震荡的欲望，而此种欲望的根本特征正是绝对否定：之所以是否定，是因为主体必须在与他异性的冲突对立之中方能建立，之所以是绝对，是因为此种否定无法最终被化解、调和、扬弃。我们看到，这早已不只是（甚至不是）解构式戏仿，不再仅满足于在现有的象征秩序内部去撕裂出种种否定性的裂痕，而更是将否定性的规定深深地置于主体性生存的最深处。“作为一个也能使否定性得以具现的存在，人类被揭示为对否定的忍耐”，这种在绝对否定之中的韧性和坚持，恰恰是对巴特勒心心念念的脆弱性主体的最有力的哲学论证：“只有通过在他异性（alterity）之中的持存，人才得以持续拥有他自身的存在（one’s‘own’being）。”人之所以是脆弱的，不仅因为他总是深陷于权力的枷锁之中无力挣脱，而且更因为他异性和否定性恰恰是他自身得以存续的根本动力。
固然，我们可以说巴特勒过于刻意地强调了黑格尔的欲望学说中的否定性成分，甚至执意忽视了辩证综合这个最终的旨归，但她的这个深受科耶夫影响（“对科耶夫来说，这种差异是无法被克服的”）的手法却从根本上让我们再度看清、辨明了拥有这个主体性的根本特征。拥有并不只是对本质属性的内化，也远不只是对固有存在的执守，而是从根本上就包含着一种与他异性之间的绝对否定的张力。拥有，既是对主体性的确证，同时又注定包含着主体性自身的限定、丧失、毁灭。它就是生死之间的斗争，它就是在这个斗争之中不断幸存下去的坚忍。这又与我们前文提及的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的概念何等相似。由此，如果说黑格尔的欲望学说是近现代以来的主体性形态的一个极致，那么巴特勒对他的重释与“发展”则更展现出对抗当下、撕裂现实的否定性潜能。
这也是我们对《欲望主体》进行阐发的一个根本缘由。之所以要重思、深思巴特勒的欲望主体学说，正是因为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拥有越来越被视作陈腐过时之物，被批判，甚至被遗弃。比如，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这部研究数字主体的早期杰作之中，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开篇就给出了明确界定：“‘数字主体’，即暗指人类与人工造物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在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说法。数字时代的主体，当然不可能仅限于人类自身，而更是来自人类与世界之间的技术性连接。但关键是，由此所实现出的全新的主体形态注定要与其传统形态存在明显差异。“总结一下：模拟主体意味着一种内在性的深度模型，……数字主体意味着一种涌现复杂性。”海尔斯主要是从技术史和媒介演变的角度来比较新旧两种主体性，但这背后同样鲜明呈现出思想史的背景。如果说模拟主体的一个本质属性正是自近现代以来的那种“内在性深度”，那么，数字主体的涌现运动正是对这个内在性堡垒的最强烈的冲击、最彻底的瓦解。主体是涌现的，就意味着它既没有固定的中心、稳定的基础，也没有内禀的本质，而是注定要在一个无限连接、不断拓展的网络之中不断构造、瓦解、重构自身。她借用莫罗维茨的说法将涌现划分为四个基本阶段（“宇宙的涌现、生命的涌现、心灵的涌现、心灵自省或自反性的涌现”），显然第四个阶段正是主体性的涌现，但它既要以宇宙涌现的漫长而宏大的历程为前提，又必然包含无限开放的变化之可能性。借用她的生动说法，数字主体就是生自“媒介间性”的游戏，因而始终是在差异的要素和力量“之间”展现出自身的多变而多元的形态。
由此，海尔斯又进一步明确参考了思想史的相关背景，将模拟主体这个看似传统而陈旧的形态的基本特征界定为“占有式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这个说法最早来自C. B.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的经典研究，这里的“占有”并不只是经济的隐喻、政治的议题，而更是对人类主体的生存方式的根本界定：“个人主义认为，只有当个人是自己人身和能力的所有者时，他才是自由的。人的本质在于免于依赖他人意志的自由，而自由取决于占有；社会变成了许许多多自由平等的个人。”占有确保了自由，自由界定了个体，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易组成了社会，而社会反过来又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占有与自由。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愿景，那么为何海尔斯执意要对其进行批判？一个根本的理由在于，她所批判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由这个主体性的终极理想，而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许占有是实现和确保自由的根本途径，但到了后人类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占有却早已不再是进步的动力，而更是束缚和阻碍。如今，“信息自由流动的梦想”才是主体性的真正向往与追求，由此才能破除“稀缺性、受限的物理空间、阶级、性别、具身化、时间和死亡”等等这些传统的占有性主体的缺陷乃至顽疾。
四、数字主体的现实性困境：拥有与协议
“所有权是一切现存事物的基石，但它又是一切应该存在的事物的绊脚石。”蒲鲁东的这句豪迈断语也恰可以作为后人类时代的哲学宣言。如今，我们应该果敢地抛弃占有性主体这个陈旧的理想，去拥抱涌现的主体、连接的主体、媒介间甚至万物间的主体。
而在很多当代的激进理论家看来，占有性主体早已不只是陈旧而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更是阻碍人类的未来新生和变革的桎梏。比如，在毛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符号与机器：资本主义与主体性的生产》一书中，他就重点援引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的经典说法，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晚期形态）对人类主体的操控、捕获和生产区分为相对但又相关的两种方式，一是“社会性隶属”（social subjection），二是“机器性役使”（machinic enslavement），如果说前者生产的是“个体”（individual），那么后者生产的则是“分体”（dividual）。这两种生产方式显然有别，前者以新自由主义为范式，致力于塑造出占有性的个体、自律自主的主体，但这当然只是幻象，因为这样的看似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所有人”却同时也是难以自拔的“债务人”，看似每个人都在获取自己的财产，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骨子里却陷入对于权力装置的“无尽债务”之中。与之相对相关的则是在技术的层面，新兴的各种精密、灵活、流动的机器更是在微观的层次将人类个体拆分成微小的部分和碎片，再进一步地排列组合，从而使个体变成投喂给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养料和资源。
这两个方面显然又是关联在一起的。主体之所以能够心甘情愿、难以自拔地“隶属”于社会性的权力装置，那正是因为他在微观的层次早已深入骨髓和肌理地被全面“役使”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他在微观层次早已化作被技术性机器任意摆布的碎片和零件，权力装置也才能毫不费力地在他身上构造出自律主体的幻象。针对这个看似积重难返的困境，拉扎拉托自然有其回应之道，但拥有和所有这个本该深入触及的要点却相当令人遗憾地被错失、弃置。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便他专门研究了当代世界中债务人身份的兴起、流行与固化，却几乎全然未意识到，或许所有人、占有性个体这个身份才是现实危机的更深层动因。下面就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剖析这个要点。二者也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拥有所追求的自由之理想、自主之权利或许在当下远未过时，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寻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只不过，在今天，单纯照搬经典自由主义立场显然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平台之上，拥有的形态、方式和手段也注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我们得以对上述援引的拉扎拉托的两个面向给出不同的回应要点：从社会性隶属的角度看，拉扎拉托主张彻底放弃所有人的身份，但我们却认为这个身份仍然有希望在数字时代重建主体性；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在机器性役使的微观层次上，当庞大的资本—权力—技术的捕获装置不断将每个个体化作碎片和零件之时，我们自身却仍然掌控着一种针锋相对的拥有之能力，重新占有事物，重新占有自身，进而重新占有世界。“从根本上说，我们决心在一个对象中划归己有的东西，就是它的存在，就是世界。”萨特这句关于“作为与拥有”的经典结语也足以作为值得我们重视和珍视的一个关键启示。
那就先从第一个要点来说。拥有作为理想，或许远不只是传统自由主义这一个流派的理念和立场，而确实一直展现出普遍性的效力和广泛的吸引力。比如，麦克弗森就将“占有性个人主义所包含的预设”概括为七个基本命题，几乎没有哪一个已经失去了当下的相关性和紧迫性。即便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个体仍然需要确保和捍卫自己的人身和意志的自由；即便在现实的网络社会之中，主体仍然需要自由自主地去培养他的特长和能力；即便在未来的虚拟宇宙之中，人类也仍然需要在自主自立的前提之下去建构良好和谐的社会关系，无论那是经由经济的交易，还是通过数据的交换、信息的流动。占有和拥有，作为理想似乎从未过时，作为立场似乎也不应被彻底质疑和弃置，它或许是在数字时代重建主体性的有利契机。
这当然也不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是众多研究者的真挚呼声。从偏向经典立场的方面来看，杰迪代亚·普尔迪（Jedediah Purdy）在名作《所有权的意义》之中总结道，拥有和所有权至少具有两个无法被取代和忽视，且始终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优点。第一，它能相当有效地确保、维系和捍卫个人的自由，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它能使个人免受他人和外界的干预，它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多丰富的选择，它有利于个人作出更为清晰、合理且持久的判断。第二，正是因此，基于个体自由这个重要前提，所有权还能进一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和谐的秩序，促进合作，增进理解。这些当然是非常值得追求和捍卫的理想，即便在今天也显然如此。我们可以承接普尔迪的结论进而断言，所有权不仅是现代生活的基石和核心，而且注定将是、应是未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活的理念与原则。
那么，如何在当下世界之中实现和贯彻这个美好的、尚未（远未）过时的理念呢？有学者认为，只要简单明确地照搬、重复经典自由主义立场就可以了。这看似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误判，却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果断和坚定。比如约书亚·A. T. 费尔菲尔德（Joshua A.T. Fairfield）在近作《被拥有：所有权、隐私和新数字奴役》中开篇的论断就掷地有声。不妨还是从《千高原》中的那一对划分来入手。一方面，从社会性隶属的角度看，看似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富足和丰盈的世界，我们亦史无前例地成为无比自由和自主的所有人，拥有商品，拥有信息，拥有身份，拥有选择。但费尔菲尔德随即戳穿了这个幻象：“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被拥有。”而这个主动和被动、主人与傀儡之间的颠倒关系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机器性役使这另一个方面。只不过，费尔菲尔德并未如《千高原》和拉扎拉托那般关注于分子化的微观运作层面，而是结合所有权这个切实的要点有力剖析了自由的表象和实质的奴役（serfdom）之间何以相互勾连。
他亦如麦克弗森和普尔迪等人那般突出强调了所有权的诸多优点：它使我们自由，它给我们身份，它令我们富有，进而，它也就令我们有能力去抵抗各种束缚和剥削。这自不待言。那么，这个美好的理想和理念又是怎样在当下的数字社会之中受到挑战，甚至岌岌可危呢？我们为何正在彻底、完全丧失所有权，丧失对商品、自身乃至世界的掌控呢？道理很简明，那正是因为数字时代的所有权正在发生根本彻底的变化，我们看似在“拥有”，但实际上、根本上却正在失去。不妨进行一番对比。如果说在传统的所有权关系之中，我们拥有一件商品，也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排他的”（exclusive）的使用权和控制权，那么，数字所有权则正相反，我们不再具有排他的拥有权，而只是接受、认同了一纸“协议”（licensing），进而拥有了一份复本（copy）而已。协议的内容我们往往并不理解，甚至从不关心（试想那些冗长晦涩的隐私条款），对于拥有的复本，其实我们也远远不能自由地使用、处置、存储、转让和修改。
精研数字所有权的专家亚伦·普赞诺斯基（Aaron Perzanowski）和杰森·舒尔茨（Jason Schultz）在《所有权的终结》一书中对拥有和协议的根本差异进行了更深入透彻的剖析。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拥有赋予我们“永久的所有权”，但协议则只允诺给我们“有条件的使用权（conditional permission）”。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购买并拥有了一本实体书，它就是我的财产，我可以随意地阅读、涂写、处理、转让，它就是我书架上的一个永久的所有物。但当我购买了一本电子书，我并没有真正拥有它，那本书并不在我的手里，也不在我的书架上，它的真正拥有者是庞大的科技巨头，它的真正的储藏地是那些遥远而偏僻的服务器所在地。不妨进一步比较。拥有让我们享受各种自由和权利，比如它更有利于物品的保存，更能激励创新和竞争，进而更能保证主体的自律（autonomy）。但有条件的协议可就不一样了。首先，我们拥有的电子产品并不持久。一本实体书，哪怕是出版社已经倒闭，它也还是静静地、稳稳地被摆放在我的书架之上；但一本电子书，可能随时就会随着发行公司的破产、系统的升级，甚至错误的操作、病毒的发作而烟消云散。其次，电子产品的隐私也无法得到保障。既然真正的拥有者不是我们自身，而是背后的大公司，那么我们也完全没有办法去抵制它们暗中收集我们的数据，窥探我们的隐私。再次，当我们在协议之下有条件地“拥有”一个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确定拥有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复本吗？但别人也拥有一模一样的复本。我们拥有的是信息吗？但它随时都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流动，毫无边界。我们拥有的是自身吗？但大公司又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条款、操控用户。最后，如前所述，协议往往也并不清晰，它们不仅晦涩复杂，而且从来也不想真正让作为拥有者的我们去理解，去沟通，去协商。
由此，可以将上述比较概括为三个根本区别：从时间上看，拥有是持久的，协议是短暂的；从空间上看，拥有是私人的，协议是垄断的；从方式上看，拥有是清楚明白的，而协议则是含混不清的。正是因为在微观的层次上存在着协议这个机器性役使的利器，才使得我们不断丧失对物品、自身和世界的拥有，逐步沦为隶属于权力装置的“被拥有”的傀儡。
五、尾声：修补（repair）作为数字主体的否定性技术
最后，我们还是要给出自己的回应。如费尔菲尔德那般努力尝试去复归那些“简明、有力、老派的所有权”似乎于事无补，但巴特勒所启示出的否定性这个要点仍足资借鉴。占有与丧失、内化与外向，乃至生与死、创造与毁灭之间的脆弱不安的持续震荡，似乎仍然是引导我们重思所有权、重建主体性的深刻洞见。这无疑正是我们上文提及的第二个要点。
普赞诺斯基在近作《修补的权力》一书中对“修补”这个关键概念的启示就很能阐发、引申这个洞见。面对协议的机器性役使，我们固然可以如《性别麻烦》之中所倡导的那样去尝试戏仿和伪装的解构策略，但也未尝不可以从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重探否定性的裂痕。修补正是如此。一方面，修补所针锋相对的正是协议制度之下盛行的所谓“替换”（replace）或“废弃”（obsolescence）的主流生活方式。如今的大公司和科技巨头都在不厌其烦、无孔不入地倡导消费、耗费、以旧换新，它们甚至会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去单方面限制产品的使用次数、效率和品质，由此不断诱惑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喜新厌旧”。而修补则截然不同。它不仅可以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减轻对环境的压力，进而确保可持续性发展，而且更能够增进我们与物件之间的情感维系，进而更深地理解技术的规则、世界的原理。在生命的时间历程之中，修补让我们面对各种风险和变化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并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稳定和谐的关系。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意味深长地说，“人们能够通过他们制造的物品去了解自身”，我们则更想进一步说，人们更能够通过修补他们拥有的物品去维系自身、持续生存。在数字时代，既然人类已经慢慢让出生产的权力，让渡给AI，既然人类已经逐步丧失使用的权力，屈从于协议，那么，如今我们还能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权力，难道不正是修补？修补的权力，难道不正是巴特勒所说的艰难而脆弱的生存的真实鲜明的写照？
然而，另一方面，修补也展现出另一重更深的否定性意味，那或许更是在物这一边。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早就试图经由破损的工具来探查物本身的存在：“工具坏了，材料不适合。……然而，靠什么揭示出‘不合用’？不是通过观察某些属性来确定，而是靠使用交往的寻视。”然而，他反倒是忽视了，也许修补才是这样一种重要的寻视和交往。经由修补（而不是替换），物本身的那种随时间磨损、消耗的本性才能清晰呈现出来，它本身的那种不可还原和同化的他异性也才被清晰揭示。修补也是一种占有、拥有，但与经典自由主义立场截然不同，它是以否定性、他异性和脆弱性为前提的拥有。“自我意识要得到满足，就只能让对象自己否定自己。”主体在修补工具之时，也同样在修补自己，而主体在修补自己的同时，也一定会创造自己。“我所占有的东西，就是我之外的我、所有主观性之外的我，就如同一个时时刻刻逃避着我并且我时时刻刻永远在创造着的自在。”诚哉斯言。在数字时代，我们仍然迫切渴望着在拥有和修补、毁灭和创造之间去脆弱不安地探寻重建主体性的希望。
（注释略）
责任编辑：沈悦
来源：现代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