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f Gregory Mahoney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政治学国际研究生项目（IGPP）项目负责人
编者按
以下是原文翻译转载。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历经母系与父系价值观的交替，也孕育出多元而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女性执政的时期，无论是作为皇帝、皇后还是太后。其中，一些时代——如武则天执政（665—705年）——曾带来性别平等的上升趋势；而另一些时期——如慈禧太后掌权（1861—1908年）——则伴随着倒退的男权保守主义，成为中国文明的低谷之一，也令国家陷入生存危机。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深受中国女性为解放而牺牲的事迹所感动。他熟知秋瑾等革命女性的故事——秋瑾曾加入反清的光复会，创办女权报刊《中国女报》，并开设秘密学校，培育女性革命者。毛泽东也为赵五贞在1919年为逃脱封建婚姻制度而自尽的悲剧深感动容，认为那是她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后来，在他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提出农民的革命潜力——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新之一——他还特别强调了女性的革命潜能，观察到农村妇女成立妇女协会，积极争取权力，推动社会公正。
听到习近平主席近日在北京全球妇女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尤其是他再次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时，这段历史令人回想不已。习近平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事业上的坚定承诺和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废除了多妻制、纳妾、包办婚姻、童养媳与买卖婚姻等陋习，这些成果在1950年《婚姻法》中得以确立。此后，中国陆续通过并实施了反家庭暴力法、离婚保护制度和女性财产平权保障等政策。
如今，中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人数已超过男性，在互联网创业者中女性也占多数；她们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在全国人大中女性代表占比达26.5%。相比之下，美国国会为28.2%，日本众议院为15.7%、参议院为29.4%，韩国国会为20.3%。尽管中国的整体水平仍低于部分其他发达国家，但女性政治参与度已与这些国家相当，甚至在部分方面有所超越。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升，使她们获得了更高的经济独立性。“同工同酬”原则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落实。女性享有包括带薪产假在内的劳动保护，婚育歧视被明令禁止。在此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妇女和女孩摆脱了极端贫困，享有更长久、更健康的生命。事实上，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孕产妇健康的指标——自1995年至2025年，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近80%。如今，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已超过80岁，是1950年的两倍多。
中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并不孤单。习近平主席指出，男女平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被纳入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优先发展目标。目前，已有189个国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0多个国家制定了近1600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促进女性福祉的国家行动计划。随着这些努力的推进，全球女性赋权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女性受教育程度稳步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无数杰出女性登上国际舞台，以智慧与力量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然而，习近平主席也坦言，实现全球性别平等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潜力巨大，但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阻力。经济差距仍是主要问题，即便在中国，性别工资差距仍未完全消除。女性在生活与职场中依旧面临文化压力与隐性歧视。进步并非线性，而是时有挫折，仍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掣肘。
在全球范围内，仍有超过6亿名妇女和女孩深陷战争与冲突之中，约10%的女性和女孩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同时，暴力与歧视等顽疾依旧存在，性别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
为进一步推动进步，习近平主席呼吁为女性成长和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包括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让所有女性都能沐浴在幸福与安宁的阳光下，远离战争与动荡的阴影。他呼吁加强战乱、贫困或自然灾害地区妇女和女孩的保护，支持她们在冲突预防与家园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反暴力机制，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此外，他呼吁国际社会更好地保障女性参与现代化进程，积极投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在绿色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应通过多边机构（如联合国）及新型国际女性合作平台，共同构建保障女性权利与利益的治理框架。
通过这些努力，中国与世界各国可以继续在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目标的同时，推动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来源丨北京周报
编辑｜戚珮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