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海社联正式公告了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表彰名单，并于当日上午召开颁奖大会。大会宣布，经严格公正评选，市委决定对499项优秀成果予以表彰，包括学术贡献奖4名、学术新锐奖19名、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59项以及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417项。华东师大共有8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我院王向民教授、余南平教授、吴冠军教授、张振华教授、郑维伟教授的科研成果亦属其中。华东师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于今日（11/4）推介了包括我院王向民教授与余南平教授在内的多名一等奖获得者。本文再次简要回顾此前我院获奖教授们的个人成果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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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获奖成果原为2023年9月发表于《学海》第4期的文章，当年便被中国社会科学⽂摘2023年第12期与⼈⼤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23年第11期全⽂转载，被《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1期转载，并入选2023年度最受政治学人认可的学术文章，于隔年入选第二届江苏“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政治学人”公众号亦曾推介此文。
以“建制性概念”为视角综合评述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并将其建构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地图。
王向民教授本次成果以中国政治学近年来前沿成果为材料，以“建制性概念”对标国家战略中的标识性概念，通过概括和提炼建制性概念，并将之纳入中国政治知识体系，实现新时代党的理论知识创新。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描述与解释中国经验的建制性概念。将这些概念纳入一张知识地图，既有助于厘定既有概念，也有助于建构新概念、赋予其理论意涵与定位。从五个方面而言，近年来建制性概念形成了知识地图:（1）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现代转化；（2）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权力结构；（3）经验中国的发掘与描述；（4）世界政治学；（5）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创新的两个路向，即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论文认为，中国政治学内在转向的建制性概念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愿景到经验的第一步，但仍需要在反思与诘难中补充、修订、增删甚至替换，有些领域仍有待发展出建制性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形式建构之后，开始了知识生产意义上的再出发。这一研究成果既是对中国政治学前沿研究的提炼与推进，也从微观视角回应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党在新时代的知识谱系与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
余南平教授的获奖成果《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本公众号曾转载推介）。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以免予鉴定方式结项）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先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3年第2期全文转载；被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评选为“2022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佳论文TOP10”；荣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第八届“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访谈栏目——「我说」之邀，与观众畅谈解说此文；成果还多次被权威知名学者引用、被主流媒体转载。
本研究成果认为，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
该成果突破传统的西方系统论式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完成了从系统论视角下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到网络式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跳跃。成果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联系和互动”出发，为网络视角下 “国家节点”关系的互动联系和权力变化特点提供了理论认识基础。同时，也为全球价值链网络时代的国际权力变迁提供了新解释；二是，结合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将国家置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进行权力作用分析。研究发现正是以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规模与链接能力增强为依托，推动了全球与区域价值链枢纽中心角色的转化，继而引发了国际权力依赖全球经济基础变化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符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的解释，同时也正在印证国际关系中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是，当技术和关键产业作为维护美国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主导力量时，大国国际权力博弈和竞争必然发生领域重心的转变。而中国为了维护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也必须提升和强化技术竞争力，这在本质上也符合 “节点永远为链接和枢纽而竞争”的网络原则。因此，当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为国际权力形成和行使提供新模式时，国家围绕全球价值链网络权力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身也将进一步塑造全球价值链的新形态。
吴冠军教授此次获奖著作《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是一部原创性研究专著，在政治本体论层面上勾联前沿技术（VR/AR/MR）与物理学底层（量子物理学），同此前David Chalmers 出版的《现实+：虚拟世界与哲学的问题》（2022）与其后 Slavoj Zizek 发表的论文《从量子物理学到量子现实》（2023）形成紧密的互文关系。该著是一部系统性论述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的原创性专著，打通文-理-工学科边界，受到学术界关注。除导论章与结论章外，该著共通过六章来探究被归结为“宇宙+”这个技术-艺术-物理-政治问题。著作被孙周兴教授评价为“一部承载‘大政治’‘大想象’与‘大艺术’的著作”，被刘永谋教授评价为“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政治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自成一说，体现出鲜明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勇气。今天中国的哲学发展，已经到了说自己的话的时候”。
本书的完成并非偶然之作，是吴冠军教授长期学术探索与个人思考中逐渐孕育而成的成果。他在著作出版前便于学术讲座或论坛中持续探讨相关议题，使研究问题不断被澄清、深化和拓展。著作的部分章节内容，在出版前也以学术论文形式发表在 《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的阅读与征引，第二章的论文版本更曾经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转载。本书的问世，正是这些阶段性成果的进一步整合与深化，是吴冠军教授多年研究的系统结晶。2023年6月，著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后，迅速收获各界热议与嘉奖——著作入选文汇读书专刊编辑部2023年度好书推荐与今日头条2023年度好书榜，吴冠军教授本人亦接受如澎湃新闻与中新社等媒体的专访，并围绕本书与其他知名学者展开了多轮精彩对谈。
张振华教授此次获奖成果依托前已结项之国家社科项目“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研究”（批准号：17BZZ083），原为2022年发表于《人文杂志》第3期的文章，当年便被⼈⼤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7期转载。而依托这一获奖成果，同年张振华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及中国启示研究”（批准号：2022BZZ003）正式获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政治学）立项，2023年“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共性研究”（批准号：2023VZH007）又入选“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名单，并于当年年中顺利以良好等第结项。后续更据系列成果，以《现代国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题，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上发文。
本次获奖成果，廓清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两种理解。理论界当时对于重要论述的认识处在起步阶段，内部存在分歧。一种将诠释重点放在中国式上。它将西式现代化作为认识中国道路的参照系，新道路之新在于，它是在社会主义情景下实现的现代化。因此，新道路源自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另一种将重点放在新道路上，认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次成果利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建立语料库，不只否定了后一种论点，也不接受前一种论点，而是主张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这在一年后的习近平讲话中得到验证。比较不同情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意涵——邓小平早就有相关提法，尽管与建党百年讲话中所用概念一样，但用意却大不相同。之前中国面临的任务是突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今天的任务是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用自主话语对中国道路理论化。由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须落脚于对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与意义的探讨上，要做到这一点，比较政治经济是恰当的理论工具。
本次成果透过世界看中国，比较现代化视角下的中国道路，将西式、拉美和东亚的现代化作为发现中国道路特色的参照系，指出发展范式和转型范式在解读中国道路时存在的不足，探讨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在概念界定和国际传播时面临的问题，然后主张“判断一国现代化道路的属性，必须回溯到政治经济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走的是一条新道路，主要依据是它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他特征，在不同程度上是这一政治经济样式的具体体现”。很多人仅从经济奇迹角度讨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但中国并非唯一的奇迹经济体，也并非所有的奇迹经济体都走的是新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能够被标记为新道路的是，它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政治层面，它体现为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并重。在经济层面，它推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深度融合，创造性地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郑维伟教授此次获奖成果《“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机制》原发表于2023年《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2024年时被⼈⼤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第2期全文转载。此次获奖，实是郑维伟教授厚积薄发的体现，是对其长期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尤其是建国初期的党史领域，贡献诸多重要成果的认可。郑维伟教授至少在十余年前，便在建国初期的若干关键政治运动研究领域中铺展学术蓝图，岁月流转中，逐渐成为他党史探索的中心阵地。此次成果是郑维伟教授2020年结项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五反’运动研究”（批准号：15BDJ051）的多项成果之一。在获奖作发表前，郑维伟教授亦曾在《史林》第2期发表《政治动员与阶层分化：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人群体析论》，并多次于学院讲座中与同行、学子们分享“三反” “五反” 运动中的多种面向。他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层次递进：早期以学生、团组织及基层社会群体为切入点，研究起点在学生、团组织及基层群体；随后上溯至工商界上层的权力运作；近年则转向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与政治机制，勾勒出从基层到中央、从社会情境到顶层决策的完整研究脉络。历经积淀，汇成了此次获奖之作。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学界或描述其过程和影响， 或从区域史角度还原其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党政机关中的状况，或探究毛泽东、刘少奇的领导艺术，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不过，现有研究有的描述性有余，分析性不足; 有的偏于一隅，失之全局; 有的突出毛泽东领导之功，忽视其他中央领导分工合作之效。鉴于此，本次获奖成果以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中央领导机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运动时的角色功能和分工协作。“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组织与动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常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运动不确定性的领导机制。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借助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运动中专门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等组织机构，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毛泽东主要负责作出政治决断、掌握运动节奏、提出总体策略、处理例外情况，后期经毛泽东授权由刘少奇负责指导运动；周恩来主要负责组建领导机构、形成基本政策，并在陈云协助下关注经济影响，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从而保证理性可控；运动初期，刘少奇适逢休养，由朱德代管中央党群团体的运动，并以中纪委书记身份及时提出处理措施。薄一波、彭真、罗瑞卿等运动前线指挥官则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及时汇报情况、提出建议、落实政策、取得指示、协调各方，确保运动有序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嵌入社会、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组织与动员过程中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才能使运动目标逐渐明晰，潜伏难题次第凸显，政策法规有的放矢，阶段步骤张弛有度，结果影响渐趋有序。正因为将政治决断和民主协商有机结合，“三反”“五反”运动才在总体上得以健康发展，既清除了腐化分子、打击了 “五毒”行为，又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完成了群众性的社会改革，乃至产生了超越这场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
编辑｜戚珮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