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从俄乌冲突渔利,终将自食其果

  关于俄乌谈判事宜,克里姆林宫18日作出最新表态,乌克兰在谈判中立场不一致,基辅经常变来变去。这是俄乌新一轮谈判难以展开的一个现实原因,而俄方之前曾指出,乌方立场的变化背后有美国的因素。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进一步升级对俄制裁力度,不仅没有运用其大国影响实现劝和促谈的目的,反而有意无意推动战事无限延长。究其原因,

  关于俄乌谈判事宜,克里姆林宫18日作出最新表态,乌克兰在谈判中立场不一致,基辅经常变来变去。这是俄乌新一轮谈判难以展开的一个现实原因,而俄方之前曾指出,乌方立场的变化背后有美国的因素。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联合西方盟国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进一步升级对俄制裁力度,不仅没有运用其大国影响实现劝和促谈的目的,反而有意无意推动战事无限延长。究其原因,是希望重复“发战争财”的历史,在俄乌冲突中坐收渔利,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并继续维护美国霸权。

  首先,借助俄乌冲突,可以实现美国继续操纵北约、拉住欧洲,消耗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目标,巩固其全球霸主地位。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直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生存发展,北约也成为美国控制其欧洲盟友强有力的工具。但冷战终结以及苏联解体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希望,欧洲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向战略自主,这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利益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尤其是此次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俄与美西方关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也给美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美国借助俄乌冲突,使欧洲再一次置身战争带来的恐惧中,俄则不得不承受美西方的极限制裁,乌克兰则成为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棋子”与代理人。但美国却可以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从现实来看,俄乌冲突的剧本基本上按照美国的导演向前推进,北约在俄乌冲突中得到“重生”,显示出新的活力,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瑞典表态寻求加入北约,这势必掀起新一轮北约扩张的浪潮。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马上宣布加大防务投入,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战略克制与和平主义被快速突破。美国大力渲染的危机感与“战略焦虑”不可避免地向全球扩展,亚洲方向上,日本一些政客也乘机也呼吁美日“核共享”,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务经费提高到GDP的2%,无疑给地区与全球政治带来新的异动。

  其次,借助俄乌冲突,可以实现美国军工利益最大化,并进一步延续其军事霸权。

  多年来,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及动乱如影相随,通过战争与冲突获得“滚滚红利”。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申请高达8133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防务预算。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承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总额已超过25亿美元,大量的进攻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往乌克兰;另一方面,波兰、保加利亚、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分别向美国递交金额可观的武器大单,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军火企业资本的“逐利”本性。

  美式武器的全球泛滥,北约军事机器的加速运转,必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安宁。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制造了障碍,并影响到俄乌之间的外交谈判。通过前几轮的谈判,乌克兰基本上同意不加入北约、作为永久中立国这一条件来与俄方进行协商。和平的曙光初现,但稍纵即逝。乌方再次改口,推翻了之前的协议,使得俄乌谈判陷入僵局。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乌克兰还未完全从对西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外,美国有意识地推动,“鼓励”乌克兰继续战斗下去也是一大根本原因,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现实利益、美国在全球军事霸权的维护等都需要乌克兰继续战斗下去。

  第三,通过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进一步夯实美元的强势地位并巩固其金融霸权。

  美国成为金融帝国之后,致力于通过作为世界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进行隐性的金融殖民扩张,进而控制各国经济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尽管面临“去美元化”的挑战,但作为全球支付的通用货币,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很难被代替,美国会继续频繁利用美元霸权打压它国。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金融方面的极限制裁,严重恶化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在俄投资的各大企业被迫从俄罗斯市场撤出。全球资金从欧洲、新兴市场等地回流美国本土,直接推动美元指数冲高,美元走强超乎多方预期。随着美元指数进一步冲高,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国汇率在短期内调整压力加大。这也意味着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割韭菜”故技重演。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没有赢家,唯独美国从中渔利。从现实来看,美国在地缘政治、军事工业以及能源、金融领域均获得全面的“丰收”,这也是美国希望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从短期看,重复“发战争财”的历史固然可以带来明显的利益,但从长期看,不过是充当自己的“掘墓人”,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作者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国际关系专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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