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的总爆发，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使俄罗斯融入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安全、外交安排基本以失败告终。各方围绕俄乌冲突展开全面博弈，其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广泛，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将受到深刻影响。欧洲国家将承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压力；欧美关系更趋紧密，北约被重新唤醒；欧盟“战略自主”将严重受挫但不会消亡，欧洲一体化在获得危机带来的向心力的同时也将面临新的阻力。西方的制裁对当前的俄罗斯经济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俄罗斯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条件决定了通过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崩溃不具有现实性。而在面对高度对外开放和高度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经济体时，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具有实施类似制裁的条件，也需另论。坚持开放和实施新型全球化策略，是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和“脱钩”等威胁的最佳战略选择。就全球经济机制和架构而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以来通过金融制裁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将导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调整和演变。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愿直接、公开卷入俄乌军事冲突，但努力谋求达到俄罗斯无法以军事手段改变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目的，同时又保持自身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美国试图通过强化盟友与伙伴体系加大对中国的威慑，这仍是其对华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 俄乌冲突 国际秩序 欧美关系 制裁 全球经济 对华竞争
【作者】
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上海 邮编：200233）；
刘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62）；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 邮编：200433）；
徐明棋，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20）；
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排名不分先后。
【引用信息】
《国际展望》2022年第3期，第56-78页。
【正文】
俄乌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辑笔谈将从俄乌冲突中的大国博弈及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尖锐化、俄乌冲突中的欧洲、西方制裁对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俄乌冲突中的大国博弈及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1]
目前，俄乌冲突呈现持久化趋势。虽然相关谈判仍在持续，但军事冲突的拐点尚未出现。综合来看，当事各方根据自身诉求展开战略博弈，然而其愿景和现实可能存在落差。如何适应冲突对国际体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造成的深层影响，将成为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一）战略博弈下的各方诉求
第一，俄罗斯尝试解决安全与发展的双重困境。一般认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安全保障”谈判的失败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导火索，而北约东扩是俄罗斯与西方的核心矛盾，但需看到安全并非此次冲突的唯一驱动因素，俄罗斯对国际秩序、自身定位和战略机遇期的重新谋划也是重要变量。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引发盟国的信任危机，美欧对于“印太”战略和大国竞争的协同不足，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俄罗斯有关“颓势西方”的战略判断。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俄罗斯不再是挣扎于生存边缘的竞争者，俄罗斯希望改变以北约为中心的和平秩序，通过建立新的多边秩序使自身成为平等伙伴。[2]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言，俄军的行动旨在终结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鲁莽扩张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完全主导地位。[3]俄罗斯部分精英也认为，由于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俄可利用地缘政治行动重获国际尊重。[4]因此，俄罗斯希望通过所谓“特别军事行动”进行秩序重构，获得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安全缓冲，以提升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迫使西方与俄平等对话，同步解决安全困境、地位困境和发展困境。
第二，美国借机实现“孤俄控欧”目标。俄乌冲突总体上符合美国以“俄罗斯威胁”重塑跨大西洋关系，借机推动“孤俄控欧”战略目标的需求。所谓“孤俄”，就是对俄实施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能源战和舆论战，推动各国的普遍性“反战”呼声向体系化“反俄”运动转移，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和企业主体的避险需求，形成官方制裁和非官方制裁的协调、互补，从而将俄罗斯与世界政治体系、金融体系、经贸体系、文化体系强行“脱钩”，将俄罗斯的“孤岛化”作为其终极目标。所谓“控欧”，就是扩大对乌克兰的政治声援和军事援助，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将俄乌冲突扩大化、持久化，借机修正欧盟酝酿的“战略自主”转型进程，强化价值观同盟的特殊性以及“民主—威权”的力量格局。同时，美国还通过制造“战争恐慌”刺激欧洲的军购需求，推动切断俄欧间的能源依赖关系，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和能源企业抢夺市场创造条件。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Martin）的股价自2022年初以来飙升25%，成为这一趋势的重要例证。
第三，欧洲同步推进战略反思和战略自主。欧洲利用俄乌冲突开展有关外交、防务、能源政策的大反思和大调整。在外交层面，冲突不但导致由“法德轴心”创建的“诺曼底对话”模式破产，也促使欧洲反思对俄“接触”政策。随着传统的中立国奥地利、瑞士启动对俄制裁，芬兰、瑞典积极商议加入北约，欧洲尝试借机修复对俄立场上的内部裂痕，消除中立与缓冲的政策空间。在防务层面，欧洲既配合美国突出北约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和其“开放门户”政策的必要性，凸显跨大西洋联盟的特殊价值，部分国家也在改变防务政策基调与调整支出上限的同时，展现欧洲“战略自主”的安全维度，加快有关组建“欧洲军”的讨论。在能源层面，欧洲根据自身现实进行协调，渐进式推动与俄能源的终极“脱钩”，避免欧洲民众成为俄乌冲突的直接受害方。
（二）战略愿景与现实落差
第一，冲突持久化的负面效应具有普遍性。对俄罗斯而言，冲突持久化将增强乌克兰“以拖待变”的信心，刺激美欧持续加大军援、加码对俄制裁。近期有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讨论以及欧洲国家防务政策的调整表明，冲突持久化不但使俄罗斯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还可能使俄罗斯的“反东扩”行动沦为北约进一步扩张的诱因，与其解决安全与发展困境的初衷背道而驰。对欧洲而言，根据《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Final Act）和《巴黎宪章》（Paris Charter）确立的有关“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构建“俄罗斯与北约特殊合作关系”的建议[5]已不符合现实。因此，“门前威胁”（doorstepthreat）导致欧洲各国官方和社会各界广泛和空前的反俄情绪，但冲突持久化也将使其成为油气荒、难民潮等负面溢出效应的直接受害者。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吸引力可能被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取向所影响，与北约的复合型联动会更加突出。对美国而言，虽然冲突持久化符合其“控欧制俄”的总体目标，但战争烈度升级的潜在风险以及俄有关面临“生存威胁”时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表态，将导致美国在“诱战”和“避战”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持续增加。
第二，美欧战略协同与本国优先的矛盾依旧难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及其推崇的“美国优先”原则，曾经造成跨大西洋关系的认知困境与政策徘徊。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在“挺乌、惩俄”问题上的立场于短期内实现了高度统一，但是，本国优先的决策逻辑依然困扰着美欧的对俄战略协同。例如，德国和奥地利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加入美国倡导的对俄天然气禁运；面对俄乌冲突造成的数百万难民，美国也拒绝参照欧洲标准予以接纳；美欧对于进攻型武器的援助力度也仍然存在立场差异。随着欧洲对俄政策的情绪化色彩逐步消退，部分国家的大选尘埃落定，以及对俄制裁造成的民生困境和反噬效应逐渐显现，类似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对俄“接触派”可能再度抬头。美欧关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以及人道主义危机和军事威胁的差异化认知，可能导致欧洲内部和美欧之间的对俄立场再度失调。
第三，对俄全方位的制裁和孤立存在逻辑悖论。在短期内，对俄制裁加码虽可满足美欧在“反侵略”逻辑主导下的情绪宣泄，但俄罗斯在“战时状态”下的自保和反制能力不容小觑。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单一化的贸易结构，使俄罗斯具备较强的能源、粮食、工业自我供给能力，能够确保基本的经济内循环。俄罗斯还可通过制造全球大宗商品和特定地区市场的“短缺恐慌”，降低全方位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择机发动能源战、粮食战来对西方进行反制，俄汇市、股市近期反弹也证明其相关反制措施的短期效力。由于具有较强的综合抗压能力，全方位制裁难以击垮俄罗斯完成战略目标的意志力。
从中长期来看，俄罗斯不但是欧洲无法搬走的邻居，也是各国推进国际政治、安全、能源等议程时难以回避的对象。制造一个彻底孤立于国际体系、多边机制和双边互动的俄罗斯，是否真正有利于欧洲安全格局和世界和平稳定？将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进行所谓“贱民国家”（pariahstate）式的塑造，是否会导致其超出理性范围的报复心理？以企业为主体的制裁措施对俄民众造成的无差别化打击，是否会掀起俄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潮？上述问题成为对俄“孤岛化”改造必须直面的拷问。
（三）世界格局的“冷战回潮”难以避免
第一，维护现行体系和秩序的共识面临“压力测试”。在俄乌冲突持久化的背景下，美欧的共识性反俄、体系化孤俄、集团化遏俄进程可能加速推进，俄罗斯也出现有关“独立文明强国”[6]的自我定位，不再纠结于曾经的“欧洲情结”，而是强调彼此间的“思想与伦理鸿沟”[7]。虽然战后国际体系尚未处于彻底崩溃的绝境，但其整体脆弱性和局部分化趋势不可避免。不论是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还是将其逐出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呼声都表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制度性成本。国际力量以排他性安全、价值观对立为标志的“准阵营化”重组，将导致有关重返“雅尔塔”或回归“维也纳”的秩序重塑辩论更为激烈，大国间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将更加凸显。
第二，“民主—威权”的二元身份认同更为激进。俄乌冲突不但成为消除跨大西洋关系战略疏离、利益偏离和认同弱化的契机，还可能导致世界从发展议程主导下的“南北互动”重回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东西之争”。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困境与颓势依旧，但随着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势头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进程将受到极大冲击。在中美竞争进入相持期的背景下，美国将进一步提升地区同盟的全球功能，强化“民主—威权”叙事并塑造作为秩序挑战者的“中俄轴心”形象，以此构建“集体西方”（CollectiveWest）的身份认同，并将北约与印太地区的联动作为其优先方向。此外，大国通过军事手段改变地缘政治现状造成的心理冲击，将使处于大国夹缝中的中小国家被迫消除灰色空间，主动进行意识形态划线或选择“集团式自保”。
第三，普惠型全球化可能濒临终结。随着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持续发酵，有关全球化“彻底终结”或“暂时后撤”的辩论更为激烈。[8]未来，在疫情和冲突的双重影响下，即使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依赖惯性得以维持，但普惠式的全球化红利将逐渐消失。金融武器化、技术武器化和能源武器化的趋势以及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安全化重构将难以逆转。各国建立贸易“防火墙”和产业“隔离带”的需求将急剧上升，被动“脱钩”和主动“筑墙”的尝试或更加频繁。同时，关键供应链的近岸或在岸趋势或进一步加剧，成本驱动性通胀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会上升。随着俄罗斯针对“不友好国家”提出的油气交易强制卢布结算要求的施行，“天然气卢布”对“石油美元”地位的冲击成为焦点。首次针对大型经济体的“金融核武器”的适用，也可能导致部分国家加快构建独立于美元霸权的结算安排，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本即将诞生的猜想逐渐增多。[9]
第四，中美俄博弈的不等边性将加剧。综合来看，俄乌冲突有可能间接影响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小节奏”，但难以改变其遏华的“优先大方向”，而在中美俄三方博弈的大框架下，俄罗斯的战略主动权和运筹力将同步削弱。同时，随着能源杠杆在俄欧博弈中的权力效用逐渐减退，俄美平等开展利益置换的空间缩小，俄在中美竞争中扮演“关键第三方”的愿景面临能力赤字，其在“后苏联空间”维持绝对领导地位的能力也可能受到质疑和挑战。此外，政治和经济的“孤岛化”前景还将导致俄罗斯的全球议程设置能力大打折扣，其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权力和话语空间也将严重缩水。
第五，现有全球治理进程或被迫重构。俄乌冲突将导致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超越发展议程，而对于全球性议题的关注，将被迫回归安全优先的价值取向。确保能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或被迫改变全球“零碳竞赛”的阶段性目标和态势；“核威慑”言论的频繁出现可能导致美俄战略稳定对话流于形式，五核国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的落实也面临困境；俄罗斯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面临机制停摆和内部分裂的挑战，北极气候与环境治理议程或难以推进；曾被视为样板的美俄欧航天合作，可能因相互的制裁与反制升级而彻底中断。可以肯定，各类全球性议题及新疆域治理合作，都将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尖锐化的总爆发[10]
俄乌冲突从其发生来看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从其原因来看有内在性，也有外部性；从其影响来看有局部性，更有全球性。综合来看，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长期以来矛盾尖锐化的总爆发。
（一）俄乌冲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俄乌冲突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的发生并非2022年2月24日的临时决定，也不完全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其社会政治危机发酵的结果，引爆俄乌冲突的“定时炸弹”早在苏联解体时就已埋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从一开始就追求完全倒向西方，乌克兰的悲剧那时就已出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1年7月的署名文章以及俄乌冲突发生后的两次电视讲话中反复提到，“乌克兰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邻国，俄乌本就是一个民族，同宗同源。”普京同时强调，现代意义上的乌克兰完全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正常化的时期，由于俄罗斯没有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乌克兰的西方化之路尽管漫长，却可以逐渐演进。但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阻止乌克兰的西方化尤其是安全上的西方化成为俄方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今日俄乌冲突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俄罗斯采取这种极端的军事行动方式干预乌克兰发展之路并非首选。军事行动当然是其他途径失败之后的最后选项，当前的俄乌冲突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面对乌克兰的西方化之路，俄罗斯或者通过扶植亲俄政府，或者通过经济手段尤其是以能源为武器来设置障碍，走向兵戎相见并非第一选项。俄乌之间走到现在这一步，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积累的结果。其中两大因素发挥了刺激作用，一个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的乌政府军与当地两个亲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另一个就是美国及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挤压。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是必然的。俄方“先礼后兵”，与美国、北约及欧安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安全对话。如果乌克兰不寻求加入北约，如果美国、北约对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给予必要的重视，避免军事冲突也并非不可能。从目前的情况看，为发动这一特别军事行动，俄方做了较为充分的舆论准备、外交准备、经济准备及军事准备，但是军事行动的实施仍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必然是所有选项中最后且迫不得己的选项。
（二）俄乌冲突的内在性与外部性
第一，俄乌冲突的发生有其内在的根本原因。直接当事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矛盾是引发冲突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俄乌冲突发生后，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双方的外交谈判也几乎同步进行。俄方曾提出六项要求，集中反映了俄乌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方面最核心的是安全关切。在俄罗斯看来，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已成为美国、北约对抗俄罗斯的桥头堡。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使俄罗斯与北约的前沿阵地直接对峙，其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这是俄罗斯完全无法接受的。此外，俄罗斯也担心，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使乌克兰借助北约力量寻求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诉求，以及加大对顿巴斯地区顿涅斯克、卢甘斯克的军事打击。目前，俄罗斯已经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未来不排除通过全民公决使其并入俄罗斯的情况发生。因此，俄罗斯为了确保对克里米亚及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绝对控制，一定会通过军事行动实现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实现乌克兰的永久中立。此外，乌克兰对俄语进行打压与限制也是刺激俄罗斯民族情感的一大因素。2017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新版《教育法》，对俄语的使用进行限制；2019年，乌克兰发布《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规定乌克兰语是唯一官方语言，压制俄语。对于乌克兰而言，随着俄特别军事行动的展开，其似乎从过去对西方的幻想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一度提出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成为永久中立国，停止打压俄语。但是，在美国及北约的唆使下，乌克兰又立即改口，再次表明要加入北约的意愿。此外，乌克兰始终坚持不能让步的是其主权与领土完整。克里米亚主权与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的独立问题将是横亘在俄乌之间最核心的外交谈判难点。总之，这些都是导致俄乌冲突爆发的最根本的内在原因。
第二，从外部性来看，美国与北约可谓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其影响非常明显。美国及北约在俄乌冲突爆发过程中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这场冲突也是美国及北约长期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的必然结果，是其推波助澜、长期推行削俄、弱俄政策的结果，体现了双方长期的历史积怨，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尖锐化的总爆发。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余年，除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外，俄美关系基本上在不断对抗的背景下推移。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美关系更是上升到敌对状态，制裁与反制裁，遏制与反遏制，威慑与反威慑成为俄美关系发展的常态。在俄美大国竞争与对抗框架下，乌克兰纯属美国等西方势力对抗俄罗斯的一枚棋子。北约追随美国的削俄、弱俄政策，对俄进行军事威慑与前沿对抗，极大地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显然，美国、北约作为间接当事方从外部推动了俄乌冲突的爆发。
（三）俄乌冲突的局部性与全球性
一战爆发后，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曾评论说，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其在欧洲爆发，但影响却遍及全球。
第一，俄乌冲突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开始了“三十年危机”后的恐慌时代。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存在局部冲突与小规模战争，但是国际政治的总体态势是和平的，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一度给国际社会带来和平与充满希望的新气象，但如同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一样，从苏联解体到俄乌冲突，三十年过去，国际社会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俄乌冲突的发生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无序、冲突、对抗与战争再一次引发恐慌。俄乌冲突首先在欧洲引起恐慌，两次大战留下的战争阴影挥之不去，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快速发酵。苏联解体后，德国原本欣喜地发现“紧邻本国的都是朋友”，德国在欧盟内部也格外强调发展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但是，此次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立即宣布加大防务投入，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其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战略克制与和平主义政策被快速突破。
第二，俄乌冲突打断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常态化发展进程，全球发展陷入制裁、封闭与对抗的循环。俄乌冲突的发生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力度更大，影响更广。它们不仅试图消耗掉支撑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财政力量，还要将其逼入世界政治经济的孤岛。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还强迫相关国家一道制裁俄罗斯，要求其选边站队。世界政治经济的常态被打破，进入一个集团化、阵营化对抗且以封闭与制裁为主要特点的博弈新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的负面作用突出。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就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后退。拜登政府执政后，则带动欧洲盟友在政治上集体对抗俄罗斯，经济上制裁，外交上驱逐，军事上对峙，把俄罗斯这个大国逐步逼到墙角。
第三，俄乌冲突打破了苏联解体后大国协调以及竞合关系的主流形态，世界政治进入“大国政治悲剧时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国政治主导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大国间的博弈、对抗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似乎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大国在竞争状态下开展合作并有效管控分歧，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背景下独立追求自身发展道路，构成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图景，但是俄乌冲突为过往的三十多年划上了句号。在大国之间集团化对抗、代理人战争、夹缝中的国家命运悲惨、中立者被迫选边站队的状态下，大国再一次跃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这将造成整个世界政治的悲剧。俄乌冲突也给大国关系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美国乘机加大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并利用跨大西洋同盟集体抗衡俄罗斯。同时，在亚太方向，拜登明确表示不会因此而分心，这意味着中国仍然被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抹黑、污蔑中国，未来大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亦不容乐观。对美国及北约来说，俄乌冲突是可以利用的“机会”，是美国追求大国永久性霸权的“良机”，而北约作为冷战期间的军事政治组织原本早已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俄乌冲突却成了北约显示其存在必要性的机会。因此，国际社会期待美国及北约这些“问题制造者”去“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博弈与对抗将是长期性的。
俄乌冲突中的欧洲：反应、影响和前景[11]
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身处“爆心”的欧洲反应空前激烈。挺乌、反俄成为政治正确，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超乎寻常，但欧洲各国的立场和应对差异明显。冲突使欧洲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承受了沉重的民生压力，并使欧美走近、北约复活。欧洲“战略自主”虽未消亡但却受挫，在倒逼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阻力，欧盟和相关国家面临重大战略转折。无论俄乌冲突如何结局，欧洲均难以成为全身而退的赢家，尽快促和止战方为上策。
（一）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冲击及其应对
综观迄今为止欧盟和相关欧洲国家对冲突的反应和应对，以下特点颇为引人注目。
第一，欧洲深受震慑，反俄、挺乌俨然成为政治正确，民意绑架政治决策。各种交战场面和真伪难辨的事件极大地震撼了欧洲国家的领导层和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产生了“难以置信在离布鲁塞尔两个多小时航程的欧洲居然炮火连天”的反应。另外，在美欧政客和主流舆论的引导下，这些国家罔顾北约不考虑俄方安全关切一再违约东扩的历史经纬，塑造了普京为实现“俄罗斯帝国妄想”，进行核讹诈，对独立国家野蛮侵犯和对国际秩序无情践踏的邪恶形象。同时，乌克兰则被定位为不仅是捍卫自身独立，而且是为包括欧洲和世界的民主和自由而战的不屈角色。反俄、挺乌成为政治正确和主流民意，并逐步形成了所谓今日的冲突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西方对俄实施绥靖政策导致的结果的认知，达成了“一定不能让普京赢和不能让基辅输”的共识。汹涌的民意又倒逼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不顾政治理性作出几乎一边倒地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的决策。
第二，对俄制裁与对乌援助的深度和规模异乎寻常。迄今为止，欧盟基本追随美国参与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并已出台了五轮制裁措施，甚至连中立国瑞士都冻结了俄罗斯公民账户。与此相反，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则不遗余力，其中包括升级欧盟和相关欧洲国家对乌军援，以及史上首次动用“和平基金”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参与直接军援的不仅有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而且包括中立国和非北约国家的瑞典、芬兰，以及由于历史问题而对此讳莫如深的德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的规模均是空前的。
第三，反俄、挺乌背景下欧洲各国反应差异明显。尽管在谴责俄罗斯上欧洲各国高度一致，但其具体立场和应对政策差异颇大。第一类如英国、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对俄制裁和对乌输送武器出手果断、坚决。英国此次表现异常抢眼，甚至超越美国，试图借此奠定其脱欧后“全球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与俄既有旧恨又有新仇的波兰甘当反俄先锋；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均因唇亡齿寒的安全忧虑而迅速行动。第二类如法、德等国，不仅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上严重依赖俄罗斯，而且作为欧盟核心和欧洲“战略自主”的发起者，法、德充分认识到俄罗斯是搬不走的邻居这一现实，长期以来在欧洲安全大思路下坚持对俄尊重与接触、和解的方针，尽管面临民意压力和美、英的政治正确的道德绑架压力，但仍表现得颇为犹豫且相对温和。第三类如匈牙利、塞尔维亚两国，此前相对亲俄，谴责但不参与制裁。匈牙利的欧尔班本是欧盟中的特立独行者，与普京私交甚笃，因乌政府对其境内的匈牙利裔居民不友好等而主张中立；塞尔维亚则有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旧账未了。第四类如瑞典和芬兰，均为中立国，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不仅公开为乌提供武器，而且不顾俄罗斯的威胁和警告，将加入北约提上议事日程。
（二）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
第一，欧洲国家无疑将承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民生压力。冲突和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动荡，资本抽离，欧元走弱，能源价格高企，本已受疫情冲击的供应链问题更加突出，欧洲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经济复苏势头横遭打压。300万乌克兰难民的安置与消化面临困境，军事和民事援乌费用不断增加，俄方反制又造成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违约和坏账风险上升，这些问题使欧洲国家本已高企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如果俄乌冲突持续，被政治正确绑架的民众正义和道德优越感恐将被民怨沸腾所替代，或将推动民粹主义再度兴起。
第二，欧美关系更趋紧密，北约再次被唤醒，欧盟“战略自主”虽然不会终结，但严重受挫。毫无疑问，俄乌冲突给特朗普政府时期裂隙横生的跨大西洋关系找到了高效黏合剂，让几近“脑死亡”的北约实现了满血复活。同时，俄乌冲突的爆发宣告了法、德力促的乌克兰危机欧洲“诺曼底模式”及两个明斯克协议的彻底破产，也宣告了法、德两国首脑莫斯科斡旋的失败，令法、德及欧盟主张的欧洲“战略自主”遭遇重挫。但美国借助民主、正义等政治正确和道德绑架，让欧洲对峙和拖垮俄罗斯，并努力让欧盟更加依赖美国。美国的图谋完全不符合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法、德等欧洲国家对俄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和欧洲理性的精英对俄欧关系及历史教训的战略认知，应仍会延续其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追求。
第三，欧洲一体化在获得更多动力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阻力。应对外部危机和冲击一直是欧盟前行的动力，俄乌冲突严重刺激了欧洲诸国，唇亡齿寒、感同身受和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内部矛盾，提升了一体化的向心力。同时，欧洲各国与俄罗斯的亲疏程度、对俄能源资源依赖的多寡、对安全关切和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侧重、对处理与俄关系战略思路的差异、对挺乌代价和反俄成本的平衡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长期来看，各国的异质性和由此产生的一体化离心力也必将与日俱增。
第四，冲突给欧洲带来历史转折。尽管俄乌战尤酣，局未定，但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冲突伊始有关转折点的观点或可参考。一是不少欧洲国家政策出现根本性转向。例如，德国二战后首次对外援助致命性武器，并建立千亿欧元国防基金，年度军费超过当年GDP的2%，踏上前景未料的再武装之路。英国正牵头撮合波罗的海三国及乌克兰、波兰、芬兰试图组成非军事小北约等。二是欧盟原本引以为傲的全球化、规范性力量及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等一体化重点发展目标，显然将在较长时间内为军事硬实力、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让路。三是欧洲政治版图可能重塑。法德轴心的聚合和影响力受到挑战，英国获得向欧盟施加影响的机会，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的话语权上升。四是欧盟的绿色转型将被推迟，能源政策和供需结构的去俄化加速，产业链等将被迫调整。五是由法、德主导的对俄接触与合作政策将会遭遇整体反思或清算，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对俄接触是否会彻底被对抗和遏制所替代，新的欧洲安全框架的确立是否会遥遥无期，这些都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俄乌冲突如果长期持续，欧洲将成为其自身所不愿看到的美、俄角力场，并留下长期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俄罗斯完成了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面对拱火而又不愿出兵的美国和北约，被政治正确绑架的欧盟面对“被中立化”或被肢解的乌克兰，究竟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及如何长期与俄罗斯缠斗、消耗，将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若受北约援助的乌克兰坚持抵抗，使得俄罗斯无法体面退场，甚至以核武器相威胁，对欧洲而言亦非幸事。总之，在此情况下，欧洲恐难以如愿以偿并全身而退，尽快止战促和才是欧盟及众多欧洲国家的上策。
西方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影响[12]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制裁不断升级，俄也在全力反制裁，制裁与反制裁产生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影响应客观看待。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有助于巩固自身安全。
（一）制裁的内容及其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后对俄罗斯实施了不断加码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对俄罗斯政府高官、中央银行和一些企业及巨头在海外的资产账户实施冻结。俄罗斯2012年起就禁止官员及其家属在海外拥有资产，对个人海外资产的冻结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大，只有象征性意义。但是俄罗斯的跨国企业在海外有很多资产，一旦被冻结，会对其经营产生影响，在俄罗斯国内的经营活动也会受到牵制。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被冻结，将使俄罗斯无法动用外汇储备来偿还外币债务，俄罗斯政府的对外偿债能力遭到破坏，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也受到限制，卢布汇率将大幅度波动。其次，进出口限制和禁运。限制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关键零部件对俄出口，将会对俄罗斯依赖西方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行业如IT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当然，俄罗斯的制造业本身在其经济中的比重不大，这方面的影响处于可控状态。再次，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实体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实施限制，不允许美国的资金、资本进入这些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不准购买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美国公司持有的俄企业股票也被要求迅速抛出。这些措施导致俄罗斯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冲击，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在西方股市上市的俄罗斯企业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最后，将俄罗斯7家银行排除出SWIFT。这7家银行规模不小，俄境内企业利用这几家银行从事跨国经营活动和贸易投资的支付将变得很困难，西方媒体将这一制裁措施称为“金融核弹”。但是，尽管存在负面影响，实际上制裁的象征性意义更大。因为这样的措施并不能真正阻止俄罗斯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况且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最大的结算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被西方保留在了SWIFT体系内，不受制裁影响。
总体来看，这些制裁措施相互叠加，导致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出口也受到限制，金融市场和卢布承受了巨大压力。伴随着官方制裁措施而发生的西方企业撤出或者停止在俄罗斯的经营活动，也在就业、市场预期等诸多方面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俄罗斯2022年的经济大概率会陷入比较严重的衰退，原先预期的2%以上的增长将无法实现。但是，俄罗斯经济并不会崩溃，其维持经济运行的所有资源都能够自给自足，试图通过经济和金融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崩溃是一厢情愿。
（二）俄罗斯应对制裁的举措及其影响
2020年，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为107.3万亿卢布，约为1.48万亿美元，但这并不能准确反映其经济实力。俄罗斯掌握着能源和粮食这两大重要经济资源，是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是欧盟的主要能源供应者。欧盟超过30%的石油和超过40%的天然气从俄进口，德国和一些中东欧国家对俄能源的依赖程度更是超过了60%。欧盟中短期内无法脱离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2020/2021农业年度其粮食出口达到4 800万吨。其中，出口小麦3 720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的18.7%；出口大麦620万吨，占全球大麦出口量的12.9%；出口玉米400万吨。西亚、北非对俄罗斯粮食的依赖程度很高，欧盟国家也对俄罗斯的粮食有需求。俄罗斯在西方升级制裁后，加强了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扩大了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和粮食出口，因此制裁也不会使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中断或明显下降。
俄罗斯宣布对不友好国家的能源出口将用卢布结算，并且禁止向不友好国家出口粮食。这不仅会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供求紧张，对全球通胀产生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撕破西方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大网。由于欧洲国家要继续以长期合约的低价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购买者就必须先将美元或欧元兑换成卢布存入俄罗斯的银行账户，由此西方银行与俄罗斯银行之间就必然发生外汇买卖和汇款交易，原来被纳入金融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也就自然而然突破了制裁的限制。俄罗斯通过这一举措还将直接提升卢布的需求，为卢布汇率提供支撑。欧盟目前虽然表示不能接受，但是谈判的结果最终还是会以卢布支付，只是在欧元兑换卢布的方式及渠道上做一些妥协，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也将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让步和调整。
（三）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西方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对世界经济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俄乌冲突已经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对外贸易受阻，而俄乌两国是粮食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上也举足轻重。战争和制裁直接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度飙升，并且带动了其他资源型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将使西方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对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原先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4%将无法实现，欧盟甚至可能陷入衰退。
在金融市场上，避险情绪上升，股票、债券的价格大幅度波动。加之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加快升息步伐，资本的全球流动会更加频繁，金融垄断资本的投机活动也会更加活跃。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会更加剧烈，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面临更多冲击，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也会扩大，而且不排除一些国家发生局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和金融遭受的破坏也会产生溢出效应，欧洲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受其牵连也会发生更多的破产事件。
从长期看，美国和西方动辄使用金融制裁来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将导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调整和演变。有关国家对美元的不信任情绪会上升，更多的非西方国家将会开辟本币跨境交易渠道，双边、区域性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动力会增强。这对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并非好消息，对于跨境贸易投资也并非最佳选择。但是在效率与安全之间进行选择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当非西方国家的资产和经济交易安全面临威胁时，双边基础上的贸易投资和支付协定尽管存在效率损失问题，但将获得发展空间，这些将对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产生冲击。
（四）对中国的影响、启示及战略应对
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冲击也是负面的。中国是能源、粮食的进口大国，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不利于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俄乌冲突也使中国处于受到损害的地位。美国竭力把中国描绘成“支持俄罗斯动武的盟友”，继而挑唆欧洲对中国施压，中欧关系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还可能衍生出对中国企业的次级制裁风险，致使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成本上升。
从中长期看，美国和西方的制裁的确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在同美国及西方的贸易与投资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因为它们对于拓展本质上互利互惠的贸易与投资也造成了困扰和不利影响。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从美国和西方动用经济和金融制裁手段丧失底线的角度，警示中国需要防范。如果我们应对不当，可能会陷入美国极端反华势力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陷阱。
因此，我们一方面确需对美国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的制裁措施保持警惕，未雨绸缪；但另一方面也要冷静判断和沉着应对，要有信心按照既定强国目标推进各项政策。
第一，美国和西方极端反华势力利用媒体不断抹黑中国形象，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虽然在增加，但是并不存在将中国普遍视为敌对国家的民意基础，如果对中国采取极端敌对措施，并不能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
第二，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如果制裁中国，西方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其收益。仅以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为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普遍加征了高关税，但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仍然不断增加，2021年增长了27.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方与中国经济“脱钩”要比与俄罗斯能源供应“脱钩”更加困难。
第三，虽然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但是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只有1万多亿美元。而西方国家的企业目前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超过1万亿美元，加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增值部分，其存量价值更大。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与冻结资产类似的金融制裁，中国所具有的反击手段仅此一项就具有重大杀伤力。更不用说西方官方和金融机构在中国政府债券上的投资也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筹码也是西方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时需要思量的。
第四，人民币所具有的价值和实力也不容小觑。人民币已经在国际社会被广泛交易和使用，接入人民币跨境交易系统CIPS的国家和金融机构不断增加。如果SWIFT制裁中国金融机构，那么对SWIFT的反噬将会是巨大的，其信用将会遭到重创，SIPS清算系统自身的报文路径将会被更广泛使用，从而促进CIPS的快速发展。
因此，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强调制度性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新型全球化战略，体现了中国的信心和决心。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打破西方封锁、“脱钩”乃至制裁企图的最佳战略举措。这一点并不会因俄乌冲突和西方无底线制裁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从美国应对俄乌冲突看其对华竞争战略的发展趋势[13]
俄乌冲突显示，美国和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对俄罗斯及原苏联成员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安全和外交安排基本失败。由此，俄乌冲突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正如拜登所言，“我们将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14]将美国对华施压的相关行动和信号放在其全球战略东移的背景下，结合其应对俄乌冲突的做法来分析，就能判断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拜登政府应对俄乌冲突的基本做法
拜登政府应对俄乌冲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威慑，以阻止俄发动军事行动，但以失败告终。第二阶段从俄乌冲突爆发开始，主要是推出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能力和政治意愿，并争取在乌克兰形成一个有利于美欧的最终解决方案。从拜登政府这两阶段的具体应对来看，其主要因素包括多个方面。
第一，确保俄罗斯无法以军事手段改变欧亚大陆安全格局。作为全球霸权国家，欧亚、亚太和中东三个地区对美国都至关重要，美国要确保这三个地区不能出现任何挑战其主导权的国家。如果俄罗斯此次成功通过军事手段使欧亚安全格局朝不利于美欧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对其他地区大国的威慑力将大为减弱，这是拜登政府难以接受并力图避免的。
第二，不能因此次冲突打断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安排。中国是美国长期和全面的对手，俄罗斯是美国当下的威胁，这是从特朗普政府延续至拜登政府的美国既定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拜登政府执政后即寻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确保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主要原因之一。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共和党内意见分裂，建制派强调对俄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特朗普派”反对美国加大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反对美国继续卷入乌克兰事务，第三派则同时批评普京和拜登。[15]这些声音对拜登政府坚持战略东移总体压力不大。
第三，美国不愿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美国如果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将存在重大风险：一是美俄两个核大国的直接冲突非常危险，二是美国国内民意不支持拜登政府在海外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三是不符合美国的总体战略设计，四是对美国政府专注国内的议程不利。因此，拜登政府加强与盟友协调，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请求置之不理。
第四，确保应对此次危机的具体做法能对中国、伊朗、朝鲜等形成有效威慑（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中国）。拜登政府担心中国如果“效仿俄罗斯的做法”在某个方向展开军事行动，会使美国陷入同时面对中俄两个大国的境地，或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这不符合其对华战略总体规划和设想。
第五，从国内层面看，拜登政府的做法体现了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尊重美国国内反对海外军事行动的民意；二是不被共和党借机指责为对俄软弱；三是防止对俄经济制裁对美国国内经济冲击过大，并影响年底中期选举的结果；四是借势推动美国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二）拜登政府应对俄乌冲突面临的挑战
第一，美国与盟友的多方面协调难度高，把握有难度。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及其盟友的协调与合作的快速与高效超出了外界的预期。显然，拜登政府从2021年8月的阿富汗撤军行动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不惜降低安全级别，提前分享情报信息以获取盟友支持。但是，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发展，美国及其盟友的协调合作难度越来越大。美国和波兰在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问题上的协调，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在禁止进口俄石油、液化天然气问题上的不一致，以及沙特、阿联酋和拜登政府在能源问题上的不和，都是美国及其盟友协调合作难度加大的表现。如果俄乌冲突久拖不决，这种难度还会继续加大。
第二，在处理对华和对俄关系上保持平衡。虽然拜登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坚持其“民主对抗专制”的政策框架，但将中国和俄罗斯完全推向一个特定的阵营，形成“新冷战”格局，并不符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也不是拜登政府希望看到的局面。在处理对华和对俄关系上，拜登政府既要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防止两国战略协作水平进一步上升，又要在俄乌冲突期间保持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保持对中国足够有效的威慑。俄乌冲突事实上已让拜登政府通过缓和美俄关系而聚焦中国的战略设计彻底失败。如何兼顾眼前和中长期挑战，在两组双边关系上保持平衡，对拜登政府而言是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保持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拜登政府明确的目标是不能因为俄乌冲突打断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调，但在现实中，要保持其重心东移的节奏并非易事。拜登政府将不得不重新集中精力应对俄乌冲突及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这也将面临有限资源的地区分配问题。与此同时，北约、欧洲主要国家也不得不更加关注其所处地区，而无法更多地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及其盟友共同的行动，盟友的注意力转移也将影响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
（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发展趋势
第一，通过强化盟友与伙伴体系，加大对中国的威慑仍将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拜登政府的主要考虑是在“印太”地区将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由传统的“辐轴状”升级为“格栅结构”，即扩大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范围，并促进盟国之间、盟国和伙伴之间的协调合作。俄乌冲突发生后，拜登政府对强化盟友与伙伴体系的信心会进一步上升，会给“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布置”更多任务，提出更多要求，以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加大对中国对外政策环境的塑造，在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威慑。目前，拜登政府强化其“印太”盟友与伙伴体系最大的障碍在经贸领域。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尚缺乏实质内容，因此对其盟友伙伴的吸引力不高。在可预见的未来，该障碍仍将难以消除。
第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仍将继续向危险的方向发展。从拜登政府上任至今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发展来看，既有利用有关问题遏制中国地缘战略影响力的强烈意图，又有把某个特定地区拉入所谓“民主政体”的小圈子来进行中美对抗的实际行动。虽然两岸问题和目前俄乌冲突的根本性质完全不同，但从华盛顿对俄乌冲突爆发原因的反思可以看到美国战略界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总体思路。这种思路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2019年时表达的观点，即决定扩张北约是因为，“首先，通过扩大没有发生战争的欧洲地区，北约扩张将使美国更安全。……其次，一个更大的北约将激励中东欧国家强化其民主制度，更尊重少数族裔的权利。……最后，扩大将使北约更强大也更有凝聚力，而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及中东地区）的分歧是由俄罗斯在这些地方定义其国家利益的方式所造成的”[16]。华盛顿的反思基本是把俄乌冲突的发生归咎于俄罗斯及其领导人，对美欧在冷战后的制度安排及其执行过程中未能谨慎处理与俄罗斯的安全困境进行反思的少之又少。在这种总体思路的指引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仍将继续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第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点将更加聚焦军民两用的新兴高科技领域。新兴技术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重点领域之一，其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就包括数字技术领域，“四国机制”合作内容也包括新兴技术，2021年6月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下设的10个工作组中也有多个与新兴技术有关。从拜登政府应对此次俄乌冲突看，新兴高科技是其特别关注的领域。一方面，美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对俄罗斯进行打压，以削弱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美国强调通过无人机、卫星技术等获取俄乌冲突的即时状况，并在舆论战上压制俄罗斯。俄乌冲突后，美国为了加大对华军事威慑，必将更加聚焦军民两用新兴高科技领域内的对华竞争。
注释
[1]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2] Richard Sakwa, “The March of Folly Resumed: Russia, Ukraine and theWest,”https://prruk.org/the-march-of-folly-resumed-russia-ukraine-and-the-west/.
[3] “Лавров заявил о цели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покончить с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ем США вмире,” Известия, 11 апреля 2022 года,https://iz.ru/1318854/2022-04-11/lavrov-zaiavil-o-tceli -spetcoperatcii-pokonchit-s-dominirovaniem-ssha-v-mire.
[4] Sergei Karaganov,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ree Historical Stagesand Two Future Scenarios,” RussianPolitics, Vol. 6, No. 4, 2022, pp. 416-434.
[5] Zbigniew Brzezinski, The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York: Basic Books, 1997, p. 101.
[6]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то мы, где мы, за что мы – и почему: Отклик наприглашение Фёдора Лукьянова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ути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1 апреля 2022 года,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kto-my-gde-my/.
[7]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прокладывается серьёзныйводораздел,”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4 апреля 2022,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mezhdu-rossiej-i-es-vodorazdel/.
[8] Adam S. Posen,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What Russia’s War inUkraine Means for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March 17, 2022,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 /2022-03-17/end-globalization.
[9] Amin Mohseni-Cheraghlou, “The North-South Divide is Growing. Can a NewBretton Woods Help?” Atlantic Council, April 21, 2022,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 /econographics/the-north-south-divide-is-growing-can-a-new-bretton-woods-help/.
[10]刘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11]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0VGQ012）的阶段性成果。
[12]徐明棋，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3]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14]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BusinessRoundtable’s CEO Quarterly Meeting,” March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business-roundtables-ceo-quarterly-meeting/.
[15] Elana Schor, “How Ukraine Split the GOP,” Politico, February 28,2022, https://www. politico.com/newsletters/politico-nightly/2022/02/28/how-ukraine-split-the-gop-00012394.
[16] Denial S. Hamilton and Kristina Spohr, eds., Open Door: NATO and Euro-Atlantic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DC: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Henry A. Kissinger 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AIS, https://transatlanticrelations.org/wp-content /uploads/2019/04/Open-Door_full.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