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体而言，从长远来说最高效的方式正是日本政府采用的对策——这些对策往往呈现出保守、缓慢、局部、小计量、试错、充满争议等特征，但这些恰恰是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造成日本在一些新型领域落后的现象，如果从其内部来说，日本相对保守的观念，可能提供了一部分说明。
2024年第二季度的世界新车销售中，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销量达98万辆，超过了日本的本田和日产汽车，跃居世界第七位，比2023年同期上升40%。而日本丰田的同期销量达到263万辆，仍然位居各汽车品牌销量榜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各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日本经济总量曾长期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过，2023年又被德国超过，多年来首次降至全球第四。但无论作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还是影视和流行文化的生产者，日本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作为中国人熟悉而陌生的邻居，日本曾把唐代的中国当作老师，又被清末民初的中国视为榜样。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之路，曾带给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巨大的灾难。战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面重要的镜子。
因此，如何理解日本的现代化之路，理解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对国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李永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曾旅日十年，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著有《分身：新日本论》《变异：日本二千年》等书，是活跃的“知日”派学者。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对李永晶进行了专访。
日本的“近代化”曾走向歧途
南方周末：日文中一般会把modern翻译为近代，相应地，现代化在日文中也表述为近代化，这种语言上细微的区别，体现了中日两国什么样的历史意识的差异？
李永晶：的确，日文中多使用“近代”（modern或modern age）这个说法，向这个近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则称为“近代化”（modernization），表示时代性格的modernity一语则称为“近代性”。这些说法在日文中还可直接用表示发音的片假名（相当于日文字母）直接音译表示。比较麻烦的地方是，日文同时还使用“现代”这个汉字写法。简单地说，作为历史时期的区分，日文中的“近代”多是指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败的一段历史时期，而随后直至当下的时期，则被称为“现代”。
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在日文中相当于“近代化”，但我们对这个“近代化”说法，总觉得有些陌生，因为在汉语语境中，“近代”已经是过去的、被克服了的一个时代，而紧随其后的“现代”，则有着更进步、更文明、更光明的形象。在日文语境中，这个差异更复杂一些。这么说，就涉及历史意识与认识的问题了。
在当代日本国民一般的历史认识当中，“近代”通常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就是所谓的“光明的明治时代”和“暗黑的昭和前期时代”；相应地，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变化，都带上了特定的色彩。简单地说，明治时代被视为日本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非常成功的时代，而随后的大正和昭和时代，则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战祸，“近代化”被认为是走向了歧途。战后日本学术和思想界出现了一阵“近代主义”风潮，主旨就是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近代欧洲的道路，反思日本的歧路，以使日本成为真正的“近代国家”。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般的看法，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比如说，在明治国家的近代史观中，前代的江户时代，尤其是到了末期，就被视为守旧的、没落的时代，要为日本的积弱负责。但在今天的日本学界，恐怕没有人会用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看问题。同样，“光明的明治时代”其实没有那么光明，而提到“暗黑的昭和时代”，主要的依据则多集中于一点，那就是1945年的战败，当然还包括战败前数年日本国民自身的真切体验。
南方周末：日本人曾提出“近代的超克”，试图以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化的方式来进入近代，这一提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检讨？
李永晶：提到“近代超克”论，我曾专门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如果暂时把诸多说法的形式与现实目的——诸如众所周知的为军国主义政策进行正当化——去掉，抽象出最核心的那部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套说法的普遍性一面：你可以将它的起源追溯至1920年代的欧洲思想，甚至追溯至1848年的欧洲革命运动，因为这些思想或事件，可以说是欧洲内生的“近代超克”运动。
日本试图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进入近代，或者说是实现日本的现代化，这的确是“近代超克”字面上有的意思。但你如果仔细看当时那些理论家或思想家的看法，他们能想到的“不同的方式”，其实还只是一些表面的形式，多是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具体的方案。——其实，他们怎么可能提出另外一套方案呢？毕竟，整个近代与现代生活方式，都是建立在以牛顿运动定律为基础、为起点的科学革命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诸如蒸汽、电能、原子能的驯服，离开了芯片制造的产业链，离开了这几年正突破式发展的人工智能，就不会有此刻的现代生活；同样，离开了对权力的驯服，离开了康德将人类精神从经院哲学和神学中的彻底解体，同样也不会有近代以来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式。这些其实是所有人凭朴素的感觉和普通的理智就可明白的问题。如果要说日本的“近代超克”论荒谬的一面，那就是它赋予了所谓日本形式或“东洋精神”以错位的因而是虚妄的角色。
日本民主化与“脱亚入欧”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日本民主化的特殊性？美国试图在伊拉克等地复制军事占领下推动当地政府建立美式选举制度和代议制政府，但基本无一成功，日本战后的民主化是一个特例吗？
李永晶：这个问题，早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当年，就有人提出了。当时美国的一部分主政者与战略学者在设想战后伊拉克的重建时，想到的就是日本成功民主化的事例。但我们今天都知道，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的这场战争，最后落得个灰头土脸的下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是一个特例，来反过来说伊拉克的民主化一定不会成功。不说日本民主化是特例，是因为仅就民主化而言，战后日本将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民主化成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况且，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的成功归因于美国的占领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特殊主义的视角，它几乎将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上上下下对民主化的探索和追求全都抛在了一边。
别的不说，明治时代就确立的宪法至上思想以及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这才是日本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你要看到，明治时代的人为了创造一部适合当时情势的宪法，从民间到权力中枢，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换言之，经过明治维新的洗礼，民主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了。
当然，历史走向发生逆转，并不是新鲜事，那就是“昭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日本的战败，相当于绕了一圈又走了回来。所以，日本民主化的成功，还是要看到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它们共同导向了否定君权、否定专权、否定特权的社会治理方向。强化君权、专制、特权的昭和前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也就是所谓强调日本特殊性的这个历史过程，结果证明是走不通的。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日本的实际影响被夸大了，当今，从日本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层面，以及从日本大众的意识层面，“脱亚入欧”还有多大的市场？
李永晶：我不认为当时“脱亚入欧”的实际影响被夸大了，即使当时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口号，也不能说明“脱亚入欧”的实际影响不大。毋宁说，这个后来才得到明确化的概念，几乎就是为日本量身定制的国家建设的思想。这个口号里面包含的诸如亚洲蔑视、帝国主义扩张等毒素，早已经得到了反复的揭示，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只需稍微考虑一下19世纪中后期的时代状况，那么全方位吸收当时的文明成果，可以说是实现突围的唯一道路。这正是日本选择的道路，或者说是日本把握了的大方向。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给世界造成的苦难，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对“脱亚入欧”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已经变得臭名昭著，所以作为历史观念的“脱亚入欧”在今天已经没有了任何市场可言。虽然战后日本还出现了“脱亚入美”的说法，但已经和此前的“脱亚入欧”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用今天的话来说，战后日本的政策，就是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积极加入当时以美国为核心的产业分工、产业链的建构过程。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实现了经济重建和崛起，这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抓住了这个要点，我们对于前面谈到的诸如民主化的特殊性、现代化的日本特征等，就都可以给出一个基于经验的回答。
“‘失去的三十年’并非事实”
南方周末：说到当代日本社会，柄谷行人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看出了1970年代以后新一代日本人的政治冷感，或者说对抗争性地参与公共议题已渐渐失去兴趣，目前这一状况有所改变吗？
李永晶：进入1970年代后，日本社会年轻一代人的确开始了疏远政治的过程，但这是与此前1960年代发生的激烈的社会运动相对而言的。从1960年日本青年学生、市民团体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开始，到随后反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再到1968年开始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针对大学体制的抗争，抗争性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的重要因素。比如说1968年的日本学生运动，你要看到当时世界的主要地区，诸如欧洲、美国等，都处在某种运动当中。这种全球性的政治热情与能量，就像海啸一样，总会以某种形式引发日本国内的共振。因此，当代日本青年表现出的所谓的政治冷漠，其实只是一种常态，是成熟社会中的常态；目前日本社会的政治议程，尚不足以点燃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我们要注意的毋宁说是小规模的抗议活动，诸如反对自民党修宪的运动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南方周末：提到成熟社会，日本经历了昭和时代晚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陷入长期滞涨，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到底是“失去的三十年”，还是进入了更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李永晶：概括地说，我认为是后者，即日本进入了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日本学者的说法叫“成熟社会”。其实，无论是对最初的“失去的十年”，还是随后的“失去的二十年”，我对这些说法均不以为然；当然，现在又出现了“失去的三十年”，那再过几年，要不要继续说“失去的四十年”啊？如果这些说法只是相对1960年代以降的经济高速增长状况而言，那说说倒也无妨，但很多评论家显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我之所以不使用这些说法，是因为它们给人以强烈的否定印象，仿佛日本社会陷入了僵化、麻木无能的状态，就好比刚刚提到的“政治冷感”那个说法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以大致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个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来说，观察者诚然看到了经济成长率的低下乃至停滞，看到了失业率的上升、若干金融机构的破产等现象，但你还要同时看到，日本政府和经济界上下开始着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产业正在进行重新的布局，包括企业的大量出海等。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评论说，当初如果某项财政政策——诸如公共资金进入股市等——及时实施了，或者如果政府进行了某种果断的干预——诸如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等，就会避免“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危机的爆发。但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都是以后见之明去“拯救”历史；况且，按照日本经济学家内部的一种看法，这些政策即使实施，也未必就能取得预期的目标。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说法没有注意到，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体而言，从长远来说最高效的方式正是日本政府采用的对策——这些对策往往呈现出保守、缓慢、局部、小计量、试错、充满争议等特征，但这些恰恰是维护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会为经济的自由成长，激发企业活力、企业家才能与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与环境上的条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事后方案，还是建立在理性万能的基础上，而无视了现代经济作为复杂体系的本质。因此，我们不妨认为，现代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并没有失去任何一年，只是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表现得不如预期。
这么说如果还无法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再换一个普通的视角，即国民福利的角度。问题来了：日本国民的福利在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中，同样失去了三十年吗？我们用我们容易观察到的各种指标，很容易判断出日本国民福利并未遭到损失，而且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形成的福利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还可以这么想：假如日本国民的福利持续失去了三十年，那么为何日本社会没有陷入动荡不安当中？因此，观察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要看国民实际享受的福利，也就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实际表现。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吧，在这个所谓的“失去的三十年”中，日本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持续缩短，如今已经比美国工人少2个小时，而他们享受的法定节假日，在发达经济体中为最多。
日本的创新力下降了吗？
南方周末：日本制造曾是高科技的代名词，日本的都市景观和都市经验，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常常体现出近未来的特征。然而，曾经日本非常有优势的几大产业，比如汽车、电器、电子设备，目前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似乎没有赶上产品的技术迭代，可以说日本在信息技术时代落后了半个身位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
李永晶：在相对自由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日本特定企业或行业表现起伏，这是正常的现象。同样，新兴经济体通过参与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吸收、学习和创新，进而特定领域取得突破，甚至进入产业链的上游领域，这也是正常现象。比如说，韩国的三星电子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DRAM（内存）领域，人们通常认为很难追上当时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的日本企业，但三星很快做到了——据说当时三星以高于日本国内三倍的年薪，挖走了不少日本企业的技术人才；三星随后进军NAND（动态闪存），同样很快取得成功。同样，大约同时起步的台积电（TSMC）、华为等企业，早已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巨头，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这些科技企业的追赶式的成长，包括其中关键技术的流动与突破，构成了经济史乃至科技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
如果能持续保持这种相对自由的竞争状态，那么一定会带来人类福利的增长。不过，在一些技术与产业领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也是事实。我们举一个例子，2011年日美两国就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协商时，美国就要求日本“废除有关轻型汽车的行业标准”，理由是它们构成了“美国企业进入日本的壁垒”。当时日本评论家多将其视为美国的强权，当下的说法则叫“经济霸凌”。不过，我注意的一点却是，在传统燃油汽车技术领域，日本车企保持着持续的进化。因此，我们或许要用同样的视角，去观察日本企业在你提到的几个领域的产业链中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日本手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说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日本企业在一些核心配件制造上，却占据着关键位置。2023年初，美国为强化对华芯片技术的封锁，曾迫使荷兰与日本一同签订三方技术管制协定，这就足以说明日本在相关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并未在末端产品上表现出来。因此，观察一个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传统的诸如GDP总量、经济增长率、特定产业或企业的表现等指标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相反，在国际产业链正在发生重组的时刻，观察各个经济体在核心产业链中的位置，或许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你提到日本在某些产业领域“落后半个身位”的情况，当然是事实，比如在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就最为明显。以比亚迪为首的电动汽车的表现，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我记得日本的一家汽车研究企业曾经出版一本详细解析比亚迪电动汽车的书，售价高达数万元人民币。
造成日本在一些新型领域落后的现象，如果从其内部来说，日本相对保守的观念，可能提供了一部分说明。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手机的电子支付——我们经常会看到日本国民在银行排队取现金的情形。不过，这几年因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反倒急速促进了移动支付的普及。我要说的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我们的目光一定要集中在各个经济体最优秀的那一部分，这样才会带来正向的激励和促进创新。
日式企业管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南方周末：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曾是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然而现在更多被大众谈论的，是东亚的内卷、日韩的高自杀率，一边是发展的绩效主义，一边则是对高强度竞争下人的异化的不满，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李永晶：确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企业创造的各种精细管理方法，曾经被奉为圭臬，但到了末流，就沦为“内卷”的手段了。韩国企业为在竞争中求胜，似乎也无所不用其极。早在半个世纪前日本就出现的“过劳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内卷”的结果。如果说是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或保持不落后的要求，因而将压力传导到了企业员工的身上，倒是可以理解。但当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地出现在社会时，或许我们就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了。不管怎样，我感觉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一种伤筋动骨般的改革的时刻了。
南方周末：日本在应对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方面，有哪些值得学习、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李永晶：人口的出生率和增长率，从长远看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不认为日本在人口出生率的控制方面具体做对了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成功的经验而值得学习。日本、韩国等鼓励生育的政策，其实是近代西欧国家发展出来的以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国家理性”的延续；对此已经到了重新反思的时刻了。
当然，在儿童或老年人福利保障方面，日本有比较细致和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可用于增进人民的福利，但不要指望那些行政手段能满足人口增长率方面的目标。让人们能够更自由地生息，这可能是日本在人口乃至一般国家建设上能提供的唯一经验和教训了。如同愈演愈烈的“内卷”现象所表明的一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已经消耗掉了许多无意义的精力，年轻人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了。当然，将日本在人口方面的变化视为“成熟社会”的一种标志，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