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中，随着各类知识体系之间的激烈交锋，“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现象逐渐凸显。这究竟是学科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现象，还是一种值得引起警惕的危机或趋势？2022年，政治学人团队针对上述问题举办了一期圆桌论坛，我院王向民教授参与此次论坛并作如下发言。以下内容来源于「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
学科、学术与政治：刍议“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
首先，“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何以如此？是进步还是倒退？从学科角度说，“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有四个推力。第一，政治学研究的规范化、学术化。换言之，政治学的专业门槛已经成为了这个学科的共识。如果对比最近十年和之前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即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等），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这种变化大致是从2006年开始的，当年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和其他一些海外及港台的政治学者联合国内大学开设了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这个讲习班办了好几届，培训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学者，打破了之前的研究方法路径。后来留学欧美的海归回国带来的欧美研究方法，也冲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路径，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的专业门槛。现在投期刊、写课题大多是“八股文章”写法，“八股文章”是2006年以来方法论训练形成的结果。第二，“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是与国家治理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治理概念最初传到中国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的多元治理，社会中心主义，但是后来变成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治理。国家治理的概念自2013年提出之后，形成了政治学治理化的研究，最终演变为从国家到各种课题、各种期刊以及评奖等一系列规训的结果。第三，中国的治理经验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富矿。政治学的研究或者公共管理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关注时事和经验，而中国治理领域有太多太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就给实证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所以我们看到，乡村、社区、城市治理等选题在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占很大比例，这是因为有足够的材料作为支撑，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四，近年来中国高效率的职业竞争导致了快发论文、快拿课题的趋势，而快发快拿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写“八股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经验研究的写作方法就迅速地流行开来。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似乎是一个负面的趋势，但是放在学科史上，它却是正面的。它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在发展，越来越学术化、规范化，这是学科共同体认知提高的表现。
其次，我们既然提出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命题，并对其感到不满，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认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两个学科是存在差异的。政治学有政治学的学科认知，这种学科认知和管理学有很大差别，除了理论气质不一样（政治学研究的是基础理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的合法性，并不是单纯研究“死的经验”。权力分析里蕴含了很多价值判断、意义以及理解相关的内容，它是在意义世界中讨论问题的。我们在讨论权力是怎么来的，及其合法性问题时，实际上讨论的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判断。并不是所有存在的或经验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尽管这些选题确定之后，政治学也会严格恪守客观中立的态度，像公共管理研究一样“物化”研究对象，但是，选题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过滤与选择，每个人看到或选择的题目都是不一样的。成熟的学者会自觉遵守选题之后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但是，这和公共管理学标榜的从源头开始的科学主义不同，这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学科焦虑来源。
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政治学研究能够提供怎样的学科认知或学科方案呢？目前，大家所理解的政治学主要是基于经验归纳和形式化的理论进行研究，大多是经验实证的，并以中层理论作为目标向导，强调概念的内涵清晰和外延明确。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概念清晰只是为了随后变量的测量及数据检验，是为证实或者证伪服务的，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因果逻辑文章。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化。从这个角度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有特征，它们都是一些经验的政治理论，或者说都是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析。换句话说，它们都承认现存的权力结构，或是以现存的权力结构作为研究起点，不会去质疑现存权力结构在意义世界或逻辑结构上的问题。所以从认识论上来说，经验性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理论的抽象程度与理论化方式不同而已。
这种经验实证主义的政治学认识论框架在中国会面临一些问题。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在逻辑经验主义里只是一些分析变量，即用数值表示的观念、信念。但在中国语境里，我们日常生活感受到的却是“意义”，不同语言、词汇、表达所承载的理解与意义。而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路径在欧美政治学中是自然的。因为欧洲尤其是美国认为已经解决了价值问题和国家理论等根本性问题，政治研究因此不是一个意义问题，而只是一个操作问题。所以对他们而言，政治研究就是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故而去国家化、去历史分析。当国家的世俗化发展到政权稳定之后，一定会在政策议题上进行讨论，因此经验分析方式对公共管理研究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将其移植到当前中国，将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的学科认识论，我们就得讨论其适用性，即意义问题完全解决了吗？因此，我认为，虽然说我们在反思“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实则体现了学科焦灼感。但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对政治学的学科想象中，政治学仍然和公共管理共享着同样的认识论，即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而闭塞了其他的学科认识论。
最后，目前对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认知是情感上的焦虑，还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如果这是个真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做出调整？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有必要去追问意义吗？去追问“何为中国”，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意义的问题在中国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的话，那么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就顺利成章了，如果没有解决，那么逻辑经验主义就只是一个公共管理或政策研究的方法，它并不能代表整个的政治学学科认知。
我用一个现象来解释学科的认识论。昨天晚上很多人都无眠，大家都在听崔健的线上演唱会“继续撒点野”，唏嘘泪流，演唱会的文案道出了一丝原委：“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它表达的是，“蛋”所表达的“生命”比“石头”的坚硬、无生命更重要，意义比经验更重要。一个注脚是，朋友圈的一条评论是，“杜真的不靠谱。跟老崔讲技巧。扯。”杜文涛讲技巧就不靠谱了吗？技巧不是歌唱的经验事实吗？评论人显然关注的是崔健摇滚的意义的问题，这就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认识论。也即是说，唱歌不单单是唱歌，“摇滚”实际上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从分析性概念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意义的问题。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进入了新领域。这不是一个经验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是一个语言分析哲学的问题，即我们要从一个事物的名称概念中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特征和边界。
中国政治学其实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种表述方式是“中国的”政治学，这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政治学的领域，中国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只需要把普遍的东西拿过来“演绎”就可以，这是一个拿过来的过程。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国政治学”。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学，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经验的领域。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那就意味着中国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共同体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差异而不是共性使得它有自己的质性。这些质性代表了它的本质特征，和其他的对象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很多问题，就会相对容易得多。我最近就有文章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作为分析性的概念，中国政治学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关于中国政治学这个学科认识论的转型，现在政治学界大部分都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怎么去转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公认的范式。目前国内政治学的两个分支，田野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试图来触摸中国的特性（中国质感或者中国性）。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中国政治学和政治学学科的认识论出发，试图做出一些变化。在这一问题上，历史政治学可能更敏感一些。而对于中国质感的描述，田野政治学可能更胜一筹。
所以，做一些政治学学科认识论上的转换，而不是单纯从经验实证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增加其他的分析视角，比如分析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甚至是批判性视角下的中国政治研究，那么，中国政治学大概会形成一个与现在不一样的政治知识体系。
来源｜5月20日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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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卢昱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