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我院刘军教授出席「全球文明对话与2023年中国外交」研讨会并谈「文明对话与全球伙伴关系的构建」

      从全球发展倡议到全球安全倡议再到全球文明倡议，是在面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背景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有着逻辑连贯性的、不断递进的全球性的倡议群。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习主席在全球文明倡议中强调“四个共同”：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以及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其中，在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部分中，提出要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这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明对话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四个共同倡导中的核心环节，也是推进中国外交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关键。

      文明对话作为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步骤，是全球文明倡议四个共同倡导中的核心环节，文明对话首先意味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人类文明从发生之时起就是多样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自身的天性。文明只有先后之分，而没有优劣之别。其次，不同文明之间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理解各自对于价值内涵的认识，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不同文明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第三，也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才能实现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进而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第四，文明对话的结果必然带来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亲近，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最终带来国际人文的大交流大合作。

      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从目前来看，全球伙伴关系的构建只能说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还没有完成变成现实，无论是在中国的周边，还是欧亚大陆，以及全球范围来看，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任重道远。从周边来看，东北亚方向、南亚方向以及东南亚方向都面临一定的挑战，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事实上离我们希望的伙伴关系还相差甚远。但是，从大的文明范畴来看，这些地区都是在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历史上的文明交往与文化交流为相互理解、相互认识建立了基础，这为当前的文明对话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与可能。从全球范围看，当前，美西方的霸权、霸道与霸凌现象严重，客观上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构建带来了挑战。但是如同习主席所说的，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些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我们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但是面对当前西方文明本身所持有的优越论、中心论，很难开展文明对话，从而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

      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与对话贯穿着过去500多年的历史。其间，有文明的冲突也有文明的对话，两者并不必然排斥，文明对话中有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中也有文明的对话，没有绝对的文明冲突，也没有绝对的文明对话，只不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性。从1500年到1800年，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则恰好相反，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西方文明的相对没落较为明显，后发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力量对比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要努力把文明对话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相处的一种常态，努力在文明对话基础上实现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从而推动中国外交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