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表｜我院李艳龙博士：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成因、知识网络与核心理念

李艳龙，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引 言

       在国际思潮大变动及世界因新冠大流行而愈加分裂的背景下，2020年7月，俄罗斯修宪顺利结束。宪法修正案既突出了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与决心，如俄罗斯法律优先于国际条约与义务、禁止任何领土分离行动等；同时又强调保存“传承理想与上帝信仰的先辈记忆”，维护卫国战争记忆与历史真相，坚守传统家庭价值观，并明文禁止同性婚姻等。2021年10月，普京在第18届“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演讲中明确强调，在全球正经历系统性转型、风险不断加剧的时代条件下，迥异于西方激进“进步”革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激进世俗主义、身份政治和“取消文化”等），“健康、温和且理性的保守主义”是俄罗斯恪守的最为合理的政治进程基础和行为准则。新宪法修正案的顺利通过与普京的瓦尔代演讲，均指向一个共同的潜在主题，即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生活当中的强势延续和巩固。

       近年来，国内学者或从“政治思想定位”视角出发，探讨国际形势急剧转型背景下俄罗斯政治话语建构与转向趋势；或从“治国理念”、统俄党意识形态的演变等具体层面展开论述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进程，从而为考察和研究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内容。本文认为，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复兴，既是一个连续且渐进发展的产物，又是俄罗斯精英与保守主义智识阶层和社会环境合力互动的结果。首先，从其时间脉络及成因来看，保守主义浪潮最初兴起于21世纪初，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内（2012~2018年）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界当中呈现出高涨态势，逐渐成为俄罗斯国内外策略性叙事的重要基础。它既是对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革命”进程及其破坏性效应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又与精英阶层希图重建社会与政治共识，探寻一条更为符合俄罗斯现代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及应对周边国际环境的重大挑战密切关联。其次，这一转向进程绝非仅仅是一种受政权目标支配的工具主义逻辑体现，它呈现出不同类型行为体之间“双向互动”的鲜明特点。具体而言，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发展壮大，既离不开国家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鼎力支持，同时又和参与保守主义叙事生产、传播与竞争，由知识分子阶层、讨论俱乐部、智库或基金会等非政府行为体所构成的知识网络密不可分。

       因此，本文针对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的研究着力点有三：其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空间的重塑过程中，保守主义新范式如何取代自由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话语”，换言之，其背后所隐藏的动因是什么？其二，除了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支持外，性质各异的非政府行为体如何利用其观念或组织力量，积极推动保守主义新兴话语的发展与传播，并最终确立其牢固地位？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是一个多维且非均质化的过程，不同类型的保守主义者组合成一种看似群岛林立但又盘根错节的局面。它们之间既存有共性，同时亦折射出不同程度的张力，因而，围绕俄罗斯认同建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中心议题所提交的答卷并非完全一致。下文将依次从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成因、主要行为体的制度化演变及核心理念三个层面展开具体分析，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俄罗斯保守主义转向的成因解释

       20世纪俄罗斯所经历的政权鼎革和国家解体，以两次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最为典型，尤其是90年代自由主义实践的创伤记忆与经验反思，对于普京时代俄罗斯逐渐转向“基于国家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及保守主义新共识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挑战—回应”的分析视角出发，对特定时代条件下俄罗斯保守主义话语的形成动因加以探析。

（一）自由主义进程的双重挑战

       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模仿革命”相类似，俄罗斯在民主政治、发达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等愿景下，开启了一个复杂、多维度的自由主义进程。正如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马乌所言，与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独立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基本特征相似，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一个自发的、不受当局控制的、具有不可预知后果的“革命”进程。从整体来看，这一进程具有双重性特点：其一，在国内层面，它主要体现为新自由主义观念共识下俄罗斯重返欧洲的艰难转型及其高昂代价，例如经济失序、政治腐败横生、社会失范等乱象迭生；其二，在国际层面上，它表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后冷战世界的全球性扩张。对俄罗斯而言，这种弥赛亚式扩张助推了西方霸权与主权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它不仅使西方世界的“榜样”光环逐渐褪色，而且反过来增强了维护自身安全、恢复战略自主权和主体性国际地位的现实逻辑。

       首先，自1980年前后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行其道。受这一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新生的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和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指导下，期望在短期内通过政治、经济自由化改革,重构国家与社会核心组织原则，最终实现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融为一体的目标。然而，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新俄罗斯国家却滑向一场引人注目的系统性危机，俄罗斯官方将其表述为“艰难的90年代”。这场系统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国家权力的分散及其主要职能的缺位，寡头集团竞相追逐私利；“去工业化”进程加速，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依附性增强；不可预测的恶性通胀和对外债务激增；贫穷与不平等现象日益蔓延，犯罪与腐败成为一种新常态，国民整体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失范”，等等。

       就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激进转型本身而言，一方面，基于苏联时代宏大叙事之上的社会制度不仅迅即瓦解，而且在新俄罗斯“自我”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他者”角色。例如，苏联国家、计划型经济和国家意识形态荡然无存，在社会管理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苏联共产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受私有化政策的强力影响，私营企业经历了从严重犯罪到规范化的彻底转变；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等。另一方面，在缺乏制度设计先期经验、强大公民社会和个人主义传统等条件下，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西方式民主体制和市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社会制度系统，并未能填补社会主义秩序崩溃所留下的空缺。结果证明，破旧与立新二者的失调，往往容易造成维系个人与集体归属感的历史神话的断裂、社会凝聚力的丧失和价值分歧加剧、人际与制度信任度降低，以及公民责任感下降等不良后果。因此，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转型印证了美好承诺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们对日常行动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或稳定性所抱有的信心坍塌了，从而陷入一种“本体性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

       其次，以叶利钦、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等人为首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奉行亲西方的“自由国际主义”，既将欧洲视为俄罗斯的天然家园，期待俄罗斯能够以一个正常欧洲国家的身份获得“重生”，又主张俄罗斯的国际利益与民主世界相向而行，双方可以共创一个更具合作性的欧洲安全秩序。然而，伴随国内新自由主义实验消极后果的进一步凸显，不可阻挡的北约东扩势头，以及打击车臣分离主义的战争和巴尔干军事冲突等动荡局势的发展，俄罗斯自身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在区域与国际层面或遭忽视，或被排除在外，其大国身份和地缘政治困境愈发凸显。引用知名学者卡拉加诺夫的话来讲，被西方冠以“战败国”身份的俄罗斯，经历了一种新形式的“魏玛综合征”。以1996年普里马科夫任外交部长为主要标志，“西方主义”外交理念逐渐被“国家主义”（statism）思想所取代，俄罗斯外交政策整体上开始了从“以西方为中心”，向更为独立且平衡、“以欧亚为导向”的重大方针转变。

       俄罗斯外交理念与政策的转变，正是为应对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益凸显的内在矛盾而作出的适时调整。概括而言，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国家主权、文化或文明多元主义、国际民主或平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干涉主义和单边霸权”之间的矛盾。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冷战终结和苏联挑战的瓦解无异于历史的终极判决，是大西洋同盟体系主导下自由世界的全方位胜利。因此，以美国霸权为后盾的西方世界，试图在“人权、民主、人道国际主义与例外主义”等价值准则，以及欧盟、北约、欧洲委员会等跨大西洋或区域性组织的推动下，依照自我形象、依据自己设计的话语规则、规范和行为模式体系重塑后苏联空间生态和当代国际关系架构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在俄罗斯看来，冷战的终结是双方联合协商的结果，它意味着俄罗斯将与西方一道，以平等创始人的身份重塑一个基于求同存异、观念和制度多元主义等理念的泛欧洲共同体和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安全体系，而非将自己纳入西方的“预设”轨道之中。后冷战时代西方基于“普遍主义价值体系”的秩序扩张，尤其是2005年前后欧亚空间内（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等国家的单边主义军事行动等，不仅侵蚀了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而且不可避免地对俄罗斯大国地位认知、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主体性构成一种威胁。有鉴于此，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精英开始重新思考自我定位、地缘政治利益等现实性挑战，并探寻一种替代西方霸权话语的多中心秩序范式。

       概言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选择的自由主义方案代价高昂，它不仅削弱国家现代化能力、社会稳定性及其世界政治重要参与者的地位，而且反过来致使自由主义新叙事和规范体系逐渐丧失其社会基础。进入新世纪以后，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与公共领域中日趋“边缘化”。与此同时，相当大一部分俄罗斯精英试图超越“华盛顿共识”原则，探索一种替代性发展模式和新意义系统，这一发展模式和意义系统对稳定、秩序、主权、强国地位和新身份认同等价值坐标的强烈渴望，为保守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强势回归铺平了道路。

（二）俄罗斯社会、文化与政治精英的回应

       始自18~19世纪之交，俄国历史上的历次保守主义浪潮均是对重大社会变革或革命性事件的一种防御性反应，例如法国大革命、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改革”和1917年革命等，21世纪的保守主义复兴现象亦不例外。在国家内部失序、外部重压的双重挑战下，俄罗斯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智识回应，构成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动因的另一侧面。与上述严峻挑战相呼应，不同的俄罗斯精英围绕地缘政治空间、国家现代化和认同建构等“基本主题”展开广泛讨论，其中，以新欧亚主义者、“撒拉弗俱乐部”（Серафимовский клуб）、“青年保守主义者”运动（младоконсерваторы）、“动态保守主义中心/研究所”（Центра/Институт динамическог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等最具代表性。

       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新地缘政治现实条件下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建构等问题，俄罗斯国内首先涌现出新欧亚主义者帕纳林、杜金和齐姆布尔斯基等代表人物，其哲学与地缘政治思想对之后俄罗斯保守主义发展的理论贡献巨大。

       与古典欧亚主义者和列夫·古米廖夫一脉相承，帕纳林秉持一种以俄罗斯独特性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明观。他认为，俄罗斯文明不仅致力于维持内部多样性，而且有助于创造一种基于“文化聚合主义”（polyculturalism）的世界文明，这与西方文明的普遍主义要求相互排斥，后者仅仅是西方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准绳，从内部殖民其他文明、追逐文化霸权的一种不正当手段。另外，受欧洲“新右派”，特别是法国哲学家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观点的影响，帕纳林对当代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民主制是基于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至上的乌托邦世界建构，虔信、奉献和保护弱者的责任感在其中无立足之地。就全球主义本身而言，新俄罗斯国家所加入的全球劳动分工无异于一种“现代版封建主义”，它不仅在享有特权的少数全球主义精英与不断边缘化的众多普通民众之间制造出一种分裂状态，而且是民族国家主权消解和文化多样性消失的根源所在。

       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新欧亚主义者杜金起初在“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中扮演着主要理论家角色，2002~2005年先后创建“欧亚党”“国际欧亚主义运动”和“欧亚青年联盟”等组织。2008~2014年，值其学术生涯鼎盛之际，杜金不但负责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保守主义研究中心”，聚焦勒内·盖农、尤利乌斯·埃佛拉、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反启蒙和保守主义观点及其在俄罗斯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适用性，而且提出了著名的“第四政治理论”，它赋予新欧亚主义思想一种鲜明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反自由主义色彩，并试图勾勒出一个后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多极世界秩序愿景。

       受东、西方与本土不同哲学传统和思想遗产的影响，杜金坚信，俄罗斯作为一种多民族、大陆型的欧亚文明，它与盎格鲁—撒克逊主导的、海洋型的大西洋帝国始终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状态，前者是“东正教、思想支配（ideocracy）、集体主义和传统主义”的集合体，后者则是“西方基督教、民主、个人主义和物力论”的典型体现。在后冷战新时代条件下，与俄罗斯独特传统相符的欧亚主义是抗衡大西洋主导性意识形态（即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有力武器。就全球未来秩序安排而言，施米特“大空间”秩序理论、海德格尔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终结和西方思想“另一个开端”概念的理解，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多样性主张，为杜金的欧亚主义多极性论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杜金的多极世界设想当中，历史将不再以启蒙运动宏大的目的论叙事，而是以文明大空间的区域叙事的形式延续下去。因此，俄罗斯的未来使命在于组建一个相互尊重文化差异性、历史传统和价值体系多样性的“大空间新联盟”，以对抗当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西洋主义、全球化和“新单极秩序”。

       与杜金等人的欧亚主义帝国逻辑不同，拥有“俄罗斯亨廷顿”之誉的齐姆布尔斯基坚持一种以“俄罗斯岛”为核心概念的孤立主义立场。在他看来，通常被视为“20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苏联解体，对俄罗斯而言并非是一种溃败，而是一次重组其地缘政治、回归自我的机会，它预示着俄罗斯“帝国时代假象”的终结，并将进入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疆域收缩后的“核心俄罗斯”构成一种独特文明，它与其他主要文明体（西方的欧洲文明、南方的伊斯兰文明和东南方的中华文明）中间横贯一条弧形的、未能形成自身独特文明的“大边界”（Великий Лимитроф）缓冲地带，主要包括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南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因此，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俄罗斯自身构成了一座岛。从“俄罗斯岛”隐喻与俄欧关系发展史本身出发，齐姆布尔斯基主张俄罗斯尽力挣脱18~20世纪地缘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帝国力量投射或“欧洲绑架”（即参与欧洲地缘政治竞争），而应专注于巩固自身文明基础，以及集聚内部资源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特别是振兴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在对外政策层面，齐姆布尔斯基基于一种“文明现实主义”分析模式，认为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区域两个独立文明体均有各自的引力场，对缓冲地带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文明影响力。因此，俄罗斯应致力于维持自身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地位，而非完全摧毁美国所主导的“1.5极世界秩序”。

       概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面临的后帝国危机背景下，迥异于官方力倡的“大西洋主义”方案，帕纳林、杜金与齐姆布尔斯基等思想家或地缘政治学家立足于文明特殊论，或主张新欧亚主义，或秉持孤立主义战略，试图赋予俄罗斯国家一种新的意义，并将俄罗斯国家认同、地缘政治想象及新世界秩序建构等核心话题重新引入公共讨论之中。与之有所不同，2000年后俄罗斯保守主义正式进入一个“宣言时代”，不同行动者整体上采取一种葛兰西式的“文化霸权”策略，依托杂志、网络媒体等新旧平台或组织中心积极参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和传播，以扩大自身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话语影响力。

       2002年，具有亲自由主义倾向的商业与经济学杂志《专家》（Эксперт）围绕保守主义举办了一场主题讨论会。包括东正教评论家维·阿维利亚诺夫、自由派安·科列斯尼科夫等立场各异的代表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为成立“信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俱乐部提供了灵感来源。2003年初，“撒拉弗俱乐部”正式成立，其名称源自俄罗斯最受崇敬的圣徒之一——萨罗夫的撒拉弗（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核心成员主要由《专家》杂志总编普里瓦洛夫（А. Привалов）、主编法捷耶夫（В.Фадеев）、政论家列昂季耶夫（М.Леонтьев）和索科洛夫（М.Соколов）以及电影制作人巴拉巴诺夫（А.Балабанов）等人组成。在《备忘录：从恐惧政治到增长政治》中，俱乐部成员明确指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不仅未能实现重建俄罗斯的目标，反而导致能源出口依赖程度加深，工业创新部门消失以及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等严重后果。俱乐部成员将这一问题的症结归于“恐惧政治”，例如对饥饿、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20世纪90年代早期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迅速启动等等。在他们看来，摆脱此种困境的药方在于实现向“增长政治”的转变。因此，俄罗斯国家不仅需要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出台刺激国内市场的投资、信贷与创新政策，以及必要时采取温和、理性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且须坚定不移地维护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等主要原则和价值理念，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因这一经济主张，俱乐部通常被学者们界定为“自由保守主义者”。在外交政策层面，俱乐部成员呼吁俄罗斯应不惜代价保持一种独立的政治“主体性”（субъектность）,并制定出恢复自身世界性大国地位的“全球方案”，以抵消“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与“伊斯兰秩序”（Pax Islamica）等全球方案的影响。

       与撒拉弗俱乐部的成立近乎同步，俄罗斯社会当中兴起一股以克雷洛夫（К.Крылов）、霍尔莫戈罗夫（Е.Холмогоров）、雷米佐夫（М.Ремизов）、梅茹耶夫（Б.Межуев）、斯维亚坚科夫（П.Святенков）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保守主义”运动。青年保守主义者一开始期望当局能够顺利摆脱叶利钦时代的遗产，并遵照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完备方案”，执行更为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内外政策。作为一种“代际经验”和思想运动，青年保守主义者的核心主张集中体现在2005年举办的“保守主义会议”的最终成果——《反改革主义》报告当中。他们一致反对激进变革或新近泛起的“颜色革命”浪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进程和2004~2005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进而强调社会变革的“自然性”与审慎性。依此逻辑，步入新阶段的俄罗斯，不仅应克服改革主义综合征，以及“所有变革必然是有益的”这一前提假设，而且必须改变其自身权力合法化的机制与实质：它并不在于考虑欠周的、摧毁国家认同的灾难性改革，而在于“反改革”。后者意味着一种系统性的范式转换，它不仅要求摆脱始自彼得大帝、以“文明的欧洲”为理想目标的“阿基里斯悖论”，还强调“自上而下”式的国家改革不应先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其主要任务在于对实际发生的变化进行审慎、合理的约束和体系化实践，并加强俄罗斯的外部主权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部认同。

       此外，青年保守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霍尔莫戈罗夫和雷米佐夫于2002~2003年联手创办了“保守主义新闻俱乐部”和杂志《保守主义者》（Консерватор）。然而，由于运营资金短缺，两人的合作十分短暂，先后分别加入巴甫洛夫斯基（Г.Павловский）创建的“高效政治基金会”（Фонд эффект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及《俄罗斯杂志》编辑部，站在了俄罗斯意识形态重建工作的最前沿。2006年，霍尔莫戈罗夫与谢尔盖·巴布林、伊利亚·布拉日尼科夫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一道，依托东正教保守主义网络平台Pravaya.ru发布了《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宣言：民族复兴原则》，这一宣言不仅对保守主义进行了概念界定，即“信奉自我及其历史与精神道路，以及在保持开放的同时不屈服于外国影响的道路。保守主义始终是民族的：民族保守主义首先是对自我历史面貌的热爱和对人民创造力的认可”，并且呼吁俄罗斯国内爱国力量搁置争论，在“七项原则”的指引下创建一个国家保守主义联盟，共同实现俄罗斯国家的复兴重任。

        同一年，雷米佐夫联合梅茹耶夫、历史学家德·沃洛季欣等人共同发表宣言《俄罗斯政治保守主义》，开宗明义地指出，保守主义是一种“意在维系认同，保持渐进发展的延续性”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传统、习俗和制度多样性相交织的“社会有机论”。其次，“宣言”进一步提纲挈领地阐明了俄罗斯政治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文明反全球主义”。俄罗斯政治保守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反对消除国家领土边界、削弱文化和政治独立的某种超国家或超文明联盟，特别是日内瓦的世界主义，抑或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方案。第二，“经济与政治协作主义”（солидаризм）。政治保守主义者绝非以“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平等”为奋斗目标，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种“协调”。他们将国家视作一个“家庭”，所有国家机构及其实际政策均应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确保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其中，经济与政治精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保守主义者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反对唯市场规律论。他们认为，市场并非是一种绝对原则，市场经济亦非是终极目标，而是一种满足某些社会需求的工具或手段。第三，“人口民族主义”。这一原则主张，俄罗斯国家应在不侵犯本地民族利益的情况下，制定一种优先赋予（原苏联其他国家内的）俄罗斯同胞公民权的移民政策。第四，“国家合法性”。该原则强调在现有俄罗斯疆界内捍卫国家主权的必要性，以及俄罗斯文明的存续与国家强大力量二者的密不可分。第五，“宗教传统主义”。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和俄罗斯文明的基础，既是确保俄罗斯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精神与宗教纽带，亦是抵御现代欧洲“新异教”文明（如同性婚姻合法化趋势）破坏性影响的可靠屏障。

       因此，对于青年保守主义者而言，俄罗斯保守主义是“对归属感的一种吁求”，它不仅强调不同代际间的历史承续性，而且排斥自我异化、历史虚无主义和抽象普遍主义。在经受90年代激进改革影响的独特语境下，俄罗斯保守主义首先意味着不信任“依据外国抽象计划实施重构活动的改革主义”，转而支持一种植根于历史遗产和国家认同的“保守主义进化论”。谈及后冷战世界秩序中的俄罗斯作用问题，青年保守主义者深受齐姆布尔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明确提出一种务实的孤立主义战略。具体而论，在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全球帝国中，俄罗斯无需减轻美国的霸权负担，只需扮演一种“反叛省份”的角色，从而保持一个自主与开放的未来。

       2005年，在“俄罗斯企业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俄罗斯企业家》杂志主编阿维利亚诺夫、经济学家科比亚科夫（А.Кобяков）和知名作家库切连科（В.Кучеренко）成立“动态保守主义中心”（2009年更名为“研究所”）。2005~2007年，中心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汇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和出版了长达八百余页的纲领性文件《俄罗斯学说》（又名《谢尔盖方案》）。这一文件自视为1909年《路标集》（Вехи）的继承者，是确保俄罗斯国家“精神主权”免受破坏性影响的一种思想武器，其最终目标是为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爱国力量联盟提供统一的思想、方法和战略平台，并提供一整套基于精神与道德价值观以及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俄罗斯现代化方案。

       依据《俄罗斯学说》发起者霍尔莫戈罗夫的表述，在“东正教爱国主义和动态保守主义”这一基本方针下，《俄罗斯学说》文本融贯一体，其“有机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关键论点当中：第一，以重构未来为目标，俄罗斯必须通过一个未来计划加以修复或重建。第二，作为一种独特文明、独特民族、文化与历史统一体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和辉煌历史是其独特认同的根基。第三，观念支配权（смыслократия）是新阶段俄罗斯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第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独特形式的“集权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是俄罗斯国家获得独立地位的必要原则。这意味着不同时空下的所有权力应集中于俄罗斯人之手，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干扰。第五，“国民经济替代全球经济”。俄罗斯应以构建完善成熟的国民经济为目标，聚焦国家长期物质利益的实现，而非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为准绳。第六，“人口民族主义”。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持俄罗斯民族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构成，并从生育的社会意义本身出发，阻止人口下降趋势。第七，俄罗斯作为一种取代西方全球统治地位的新文明——“北方文明”。

       总体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话语，首先受到俄罗斯国内部分知识群体的质疑、挑战和反思。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俄罗斯保守主义知识群体在概念界定、知识网络构建以及面向未来的实践方案创制等不同层面均有所建树，尽管其内部存有一定歧见，但大都强调“独特道路、反自由主义、反西方主义、爱国主义、强大国家和强有力领导人、道德修复”等核心原则。自此，在俄罗斯社会当中，保守主义已上升成为一种独树一帜且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

俄罗斯保守主义行为体的制度化演变

       除上述扮演“思想先锋”角色的知识精英群体外，包括决策者、政策支持者和官方理论家等在内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在国家的保守主义转向进程中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保守主义之所以从一种思想潮流上升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立场，与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支持密不可分。

       大体而言，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官方化”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遵循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宣告失败，为普京早期采取一种“政治中间路线”和“非意识形态”叙事奠定了基础。这种精英治国模式主张在恢复法治、稳定、爱国主义与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及其世界大国地位，既消除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民主派与共产主义者”“自由派与爱国派”之间意识形态分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又为新政权免受任何支配性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保持政策议程设定与行动灵活性提供了方便。

       第二阶段，“非意识形态”叙事本身遭遇到俄罗斯近邻地区“颜色革命”、国内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经济转型等主要挑战，因而围绕“民主、主权和现代化”等核心概念的新政治话语建构，成为巩固国内新形成的政治稳定、增进社会价值共识与文明认同感，以及增强国际自主地位的一种必然选择。2006年苏尔科夫提出“主权民主”概念，2007年剑指美国单极秩序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2008年统俄党内部形成的三个“讨论俱乐部”（社会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2009年“保守主义”被正式列入统俄党党纲，以及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内倡导的“保守主义现代化”方案，均是此种逻辑演进的自然结果。综合来看，上述结果不仅直指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和不公正的单极霸权，主张探索符合自身独特政治文化的民主道路，而且对损坏国家主权，阻碍国家现代化的破坏性革命原则展开严厉抨击，强调一种以“社会保守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现代化战略。在此阶段，保守主义正式被俄罗斯官方所吸纳，成为一种“以稳定与发展为目标、避免社会停滞与革命”的指导性意识形态。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伴随2011~2012年博洛特纳亚广场抗议事件及其后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保守主义话语的建构与实践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成为俄罗斯内外策略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官方携手东正教会一道，不仅大力倡导一种以“传统价值观”为内核的道德保守主义，以及符合俄罗斯“精神性、民族传统、道德价值或准则、文化符码和文化主权”的发展模式，而且建构了一种旨在反叛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权主义”和文明多元主义或多中心主义叙事。与新阶段的总基调一致，不同性质的、上承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保守主义主要行为体成功实现了重组，其中2012年先后成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基金会（ИСЭПИ）与智库“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生产与意义争夺中扮演着“枢纽”的角色。

（一）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12年6月，在总统办公厅的倡议下，“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基金会正式成立。作为一个自上而下建立的“官办”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由总统办公厅内政局前副局长巴多夫斯基（Д.Бадовский）担任理事会主席，其核心成员主要包括波利亚科夫（Л.Поляков）、米哈伊洛夫（Р.Михайлов）和“青年保守主义者”、独立智库“国家战略研究所”主席雷米佐夫，以及莫斯科大学哲学史专家、“俄罗斯思想：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网站”编委会主席梅茹耶夫等人，其使命在于为俄罗斯国家战略性决策、政党选举和社会发展关键问题提供分析性支持与专业性讨论。此外，基金会与“俄罗斯联邦公民会议室”“全俄人民阵线”“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商业俄罗斯”“俄罗斯妇女联盟”“俄罗斯养老金领取者联盟”等公民社会组织保持密切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推动保守主义议程的政治精英与学者逐渐走向联合的一种新趋势。

       2013年12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引述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著名论断，即保守主义并非是阻止“前进和向上的”运动，而是一种“防止倒退和向下堕入混乱、黑暗的原始状态”的力量，从而对保守主义立场的特性与本质进行了明确阐述。受普京首次公开转向保守主义价值观和哲学的极大鼓舞，2014~2016年间，基金会先后在莫斯科、克里米亚、加里宁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巴黎等地举办了五次国际论坛“别尔嘉耶夫报告会”（Бердя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并为纪念别尔嘉耶夫诞辰140周年创设“俄罗斯思想遗产——别尔嘉耶夫奖”和季刊《保守主义文集》（Тетради п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у）。《保守主义文集》认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既基于过往的时代经验，又是面向未来的，是“传统与革新的合理结合”。因此，它不仅聚焦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回溯，重点关注俄罗斯保守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的哲学、政治与文化思想遗产，例如乌瓦罗夫、丹尼列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等，旨在充分发掘俄罗斯保守主义丰富思想传统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而且紧扣时代脉搏，密切关注当代保守主义思潮的上升趋势及其全球面向，围绕不同流派的欧美保守主义和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历史—理论准则、独特性与共性，以及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内部动员潜力和对外软实力潜能等中心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例如，2014年在基金会支持下，门户网站“Terra America”与“国家战略研究所”智库分别发布了题为《西方现代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俄罗斯“软实力”要素的保守主义》报告。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及其旗舰刊物《保守主义文集》成为当代俄罗斯主流保守主义思想的主阵地之一，为官方保守主义阐释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参照。

（二）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

       2012年9月，在一批知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公众人物的倡议下，前文提及的“动态保守主义研究所”与“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正式合并，资深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普罗汉诺夫（А.Проханов）被推选为俱乐部主席，俄罗斯政治专家及咨询协会副主席纳戈尔内（А.Нагорный）、罗赞诺夫（О.Розанов）和阿维利亚诺夫则担任（第一）副主席，其核心成员主要由左翼保守主义者、东正教保守主义者和新欧亚主义者等不同流派代表构成。因此，“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被学者们视为当代俄国保守主义的“急先锋或最广泛同盟”。俱乐部总部位于莫斯科，下设布良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里加、格罗兹尼（车臣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塞瓦斯托波尔等23个区域分支机构，并于2013年创办月刊《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战略》（Изборский клуб:Рус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

      正如俱乐部名称本身蕴含的象征意义以及纲领性报告《动员计划：作为“大突破”战略的基本前提》所表明的，其核心成员坚持认为，在全球力量失衡和国际体系结构性转型，以及俄罗斯社会内部系统性危机不断加剧等背景下，俄罗斯及其千年文明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这一地缘政治对手，以及“90年代初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话语”。因此，俱乐部呼吁俄罗斯应采取一种积极的、避免革命性剧变的解决方案，即在一位魅力型领导人和认真尽责的爱国精英阶层的领导与支持下，建立一种国家动员型意识形态和“大突破”的长期战略，实现俄罗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新，破除腐败体系网络，以及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巩固国家地缘政治地位等战略性目标。

      自2013年起，出于为俄罗斯当局提供智力支持的目的，俱乐部陆续发布数十份主题广泛的分析性报告，其中涉及乌克兰危机与“新冷战”前景、俄罗斯经济“再工业化”、“去离岸化”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俄罗斯军队改革、教育与安全问题、“俄罗斯梦”和“帝国观”（作为一个失败帝国的欧盟与作为一个新兴帝国的俄罗斯），以及诸如网络战、数字化战争和信息战、精神—历史战争等现代战争形式，等等。

       整体而言，在“社会保守主义”这一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上，俱乐部不仅将俄罗斯国内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者”（从社会主义者、苏联爱国者到君主主义者和东正教保守派）团结在一起，而且竭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探求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意识形态阵地”，从而推动一个强大政治、意识形态联盟，以及一条统一的、反对外国势力中心和国内“第五纵队”的帝国战线的最终形成。

       相对而言，在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谱段中，与官方联系紧密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基金会所倡导的是一种温和、务实的保守主义，而智库“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的保守主义主张则显得更为激进。除此之外，由康·科斯京负责的“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Фонд развит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帕·丹尼林领导的“政治分析中心”（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尼·米罗诺夫主管的“优先区域项目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以及“俄罗斯世界基金会”管理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和“俄罗斯文化基金会”主席尼·米哈尔科夫等个人或智库机构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生产活动中亦扮演着积极角色。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

       当代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现象，并非是以整齐划一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它表现出一种显著的异质性、情境性特征。首先，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主要行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合力与张力并存。例如，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在对待当代自由主义这一问题上均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围绕“国家认同建构”这一中心问题歧见纷纭。其次，对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展开全面考察，需将其内部与全球语境考虑在内。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复兴绝非一种孤立现象，它属于当下波澜迭起的国际思潮中的重要一环，当代欧洲（或西方）在其话语体系建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镜像角色。例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西方文明的后现代转型进程提出的巨大挑战，在相当大程度上界定了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全球议程。因此，本部分将依据上述两个核心智库机构的分析性报告等相关资料，对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认同建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等不同核心主题展开分析。

（一）文明认同建构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自我认同既关乎国家长远道路抉择或未来发展定位，又与价值共识、文化与社会的统一等现实需求密切关联。从18世纪到20世纪后期，俄罗斯身份或认同建构始终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与知识阶层绕不开的争论性话题之一。在这一漫长且曲折的认同建构进程中，西方或欧洲通常扮演着最重要的“他者”（Other）角色。因此，“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等主要思潮在俄罗斯思想舞台上竞相绽放与争锋。继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解体以来，俄罗斯身份认同问题重新成为热议话题，包括大西洋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新欧亚主义者、文明论者等在内的政治与知识群体，围绕“东、西之争”这一传统主题积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20世纪90年代国家转型阶段呈现的“大西洋主义”主导理念和实践不同，当代俄国保守主义者首先从一种“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话语出发，将1989年后俄罗斯的发展视为一个“被（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俄罗斯必须通过重新建构其自身认同以实现解放自己的目标。其次，在这一新国家认同建构进程中，不同保守主义行为体在“文明”这一共同话语框架下，以“欧洲（或西方）”为参照镜像，大体上提出两种不同方案。

       第一，以普罗汉诺夫、杜金等为代表的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成员主张俄罗斯是“一种基于东正教的独特文明”或“帝国模式的欧亚文明”。他们不仅强调俄罗斯国家的多民族帝国悠久传统，同时视俄罗斯文明为一种以东正教为基石、不同于欧洲文化的独特文明。第二，以雷米佐夫、梅茹耶夫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是“另一种欧洲”（The Other Europe）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文明通过共同的基督教遗产与欧洲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俄罗斯保守主义者看来，当下“后现代”欧洲正在背离其真正的欧洲价值观，而俄罗斯是真正的、共同的欧洲价值观的承载者和守护者，其任务是帮助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重新发现自己。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争论

       “传统”是当代俄国保守主义者批评“后现代性”（“一种超常的、堕化的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以杜金等为代表的俄罗斯保守主义理论家通常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将“传统”解释为一种恒定不变的文化内核，抑或一种“基因密码”，它贯穿于过去、当下以及未来之中。在此种意义上，他们将“传统”界定为宗教、社会等级制度、帝国和家庭，进而反对后现代性和作为西方第一现代性基础的欧洲启蒙运动。

      与之不同，以雷米佐夫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通常以传统价值观的名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最新体现（即全球市场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提出批评，并将其嵌入到对西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批评之中。在对“传统”进行概念化时，他们不再仅仅列举一系列文化价值观念、标准和习俗，并明确地将“经典现代性”纳入传统的概念之中，并作为评判后现代性的一种规范标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经典现代性主要包括“常规家庭的传统、重视等级制度和宗教、共同体（例如阶级、民族等）归属感，工业主义和科学技术进步”。

      大体而言，当代俄国保守主义者区分出三种意识形态与社会转变过程。其一，“去人格化”（dehumanization）。简而言之，“去人格化”即指人在生物学与社会意义层面上的激进转变。后现代性通过超越或模糊“自然秩序”的界限，启动了一个“去人格化”进程。例如同性恋权利和运动、变性、妊娠终止、基因工程和繁殖与生物技术等。其二，“去主权化”（de-sovereigntization）。全球主义、生态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人权话语的目标均是对国家的一种“去主权化”过程，例如，他们认为，环境保护主义等全球问题话语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实际的地缘政治利益，与维持自身的经济优势相比，西方国家较少致力于环境保护；而且意味着对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的追赶型现代化“去合法性”。“去主权化”论点亦指向美国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常常使所征服的地区陷入一种混乱状态。此外，他们也批判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所设立的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标准与规范等。其三，“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去社会化”与西方国家的实际状况密不可分，他们认为，新左派或全球主义精英阶层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与少数族群认同等问题，却往往忽视大多数人的社会利益，例如中产阶级的衰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从而造成无力应对或减轻社会冲突的后果。此外，伴随移民危机而来的西方社会亦会陷入另一种困境，即同一个社会中并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亚文化，最终将导致其社会特征的丧失以及碎片化局面的形成。

（三）“经济民族主义”

       自苏联解体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方案的试验场。然而，经济转型的后果促使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对经济发展模式或路径进行了深刻反思。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者认为，后苏联时代经济转型失败的主要症结在于俄国向全球市场过度开放，以及俄罗斯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依附。在他们看来，过度开放不仅不会减小世界经济之间的不对称性，反而增加这种不对等性。雷米佐夫在报告《作为一种俄罗斯“软实力”要素的保守主义》中指出，“无一例外”，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之前均经历了一段长期的保护主义发展过程，而在此之后才开始向商品自由化迈进。对于当下俄罗斯以及其他寻求发展的国家而言，并非是贸易自由化，而是保护主义和对民族制造工业的支持具有优先性。正如雷米佐夫所言，“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完全开放给更为发达的市场这一条件下，经济与社会现代化从未发生过，亦将不会发生”。俄国保守主义者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方案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雷米佐夫将俄国视为一个争取公平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此种关系符合大多数国家真正的利益。格拉济耶夫设想了一种基于“大区域（经济）”方案的新世界秩序，亦即是，一个基于国家主权和互惠贸易之上的公平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例如欧亚经济联盟。

       此外，在国内层面，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需要面对“政府内部自由主义者或货币主义者与派系寡头的同盟”。“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央银行的作用，根据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的观点，在整个后苏联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限制货币供应以减少通胀率、以市场自我调节取代政府干预等）是导致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的银行系统在过去十余年当中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汲取的大量资本，最终却流向国际投机性业务，而非用于国内实体经济投资。因此，他们建议“国家对国内市场投资的优先性、一种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货币、金融和信贷政策（有利于降低国内企业贷款利率）、严格的资本控制、国际贸易的去美元化”等。

       从宏观视角加以观察，俄罗斯国家的保守主义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聚焦自身的叙事建构。在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背景下，它同时将目光投射至欧洲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愿景。对于俄罗斯保守主义者而言，在后现代条件下，人类未来应以最佳传统要素为依托，并对其价值进行重新发掘，确保连续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在自我叙事建构当中，俄罗斯保守主义试图探寻出一条基于本国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力求避免重蹈过往动荡的覆辙，并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大力提倡传统价值观，既有增进国家与社会共识的现实考量，例如，对传统家庭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推崇；亦是对西方社会所充斥的后现代自由主义挑战（例如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对少数族群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辩护和声援等）的一种道德和文化回应。就后者而言，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和美国等地区的保守主义反向运动具有某些共性。波兰与匈牙利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以及美国“特朗普主义”现象的泛起，绝非一种孤立或例外现象，它背后所隐藏的正是西方内部的分裂和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冲突。

       另一方面，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对西方的诊断和批判是内在且深层次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后现代转型与其文明内核或特性的丧失，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感，反过来助长了俄罗斯强化自我认同的需求。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借由传统价值观叙事对西方后现代性的弊病所展开的批评，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对话语主权的争夺，其切入点与着力点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并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