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至19日，我系与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中国政治研究：田野与理论研讨会”暨“国家与治理工作坊”。来自中央编译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0余所科研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者合影
会议现场
我系教授、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王向民主任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认为尽管田野调研、史料梳理与文本分析，已展现出丰富的经验实证材料，然而，其各自背后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框架，仍缺乏系统性、积累性的对话，相关学术思路的译介与概念的厘定，也仍需进一步廓清；本次研讨会尝试基于田野经验，但超越推论方法，讨论当前中国政治研究蕴含的理论范式和关键概念；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将致力于以“国家与治理”为中心，汇聚国内外研究精英，推进国家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教授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正绪教授，随即先后进行了主旨发言。
王向民教授致辞
杨雪冬教授发表题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个人化体验:田野、理论与实践》的演讲。他从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这三个基本问题阐述想法。首先是田野调查，他认为是一种“获得常识和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但政治学研究的田野不同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它受到层次性，规模差异和体制性的限制。他并从官场田野角度进行了方法说明；其次是理论生产，他认为理论作为一个规律性的工具，可以提供研究起点和研究层次，肯定了跨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和有益的理论常识，同时也批判了中国政治研究存在的几个误区，如西方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简单化倾向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最后是实践参与，他认为中国学者要避免“坐着飞机看中国”，并从“中国式办证”看中国基层政治运行，从立法听证看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从《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看中央决策过程三个角度来谈个人实践。
杨雪冬教授演讲
王正绪教授则以《中国政治：什么田野？什么理论？》为题发表演讲。他从“田野研究与理论的两种关系、什么是“好”的田野研究 、理论的层次和呼唤大的理论突破”这四个角度展开阐述。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存在“理论驱动(theory-driven)的田野研究 ，指向理论（theory-oriented)的田野研究”两种，可以从国外政治学理论指导中国田野（Outside in），也可以从中国田野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Inside out），并举了几个田野研究的典型案例。在理论层面，他简要分析了中国政治研究普遍使用的三组宏大理论，并分析比较了这三组理论的利弊，并呼吁中国政治作为巨大的田野，要超越民主-威权（专制、独裁）二分法 和中国模式-西方民主二分法，做出更大的理论突破。
王正绪教授主题演讲
会议共分为五场专题讨论会。第一场专题讨论会以“发展型国家和威权体制”为主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耿曙教授发表论文《发展型国家的兴与衰：全球整合、政治转型与发展阶段》。耿教授以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之辩作为开场白，随后结合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来分析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是否应该介入经济。他认为国家处于落后追赶阶段，企业不仅需要国家扶持，产业政策也能在此阶段有效动员资源，通过集中投入创造规模优势，然而一旦国家到了领先创新阶段，产业政策不再有效，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对于耿教授关于发展型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的汪仕凯副教授表示认可，但同时指出研究发展型国家仍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跨国权力关系两个维度来展开。
耿曙教授发言
华东政法大学汪仕凯教授以《作为政治阶级的工人阶级：计划体制时期工人阶级的一个分析框架》为题，从政治阶级的概念解释、构成要素、塑造过程以及阶级权力的制度争论等方面，来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同共产党和国家的关系。他指出在国家制度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和党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政治阶级是在党的动员、教育、组织下形成的自觉自为的工人阶级。
汪仕凯教授发言
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陈尧教授以《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为题发表论文。他表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型国家经济遭遇停滞与衰退，发展型国家理论模式遭遇挑战，外部环境上面临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内部面临政治转型压力，如此，一些发展型国家逐渐转型到后发展型国家。对此，华东师大政治学系张振华副教授提出“发展型国家遭遇金融危机之后，是否就可以判定为发展型国家已经衰落”的疑问，陈尧教授认为这要看发展型国家的内在机制运行规律，金融危机也是其外在的重要的表现因素。但张振华副教授认为发展型国家并不是衰落，应区别衰落的本质究竟为何。
陈尧教授发言
第一场次最后，我系张振华教授以《去势的阶级：民主巩固与新自由主义情景下韩国劳工政治的嬗变》为题，基于翔实的数据资料基础，指出政治因素是形塑韩国工人政治的重要因素、韩国劳工政治的嬗变也与产业结构和全球化对劳工阶级化的基础的破坏相关。他分析，民主转型因为剥夺了威权体制抑制劳工能动性的工具，为抗争提供了更多政治机会，而民主巩固则有助于整合劳工，将制度外冲突与对抗变为制度内的竞争与谈判。他进一步阐述，劳工阶级在第二产业中有着最强的基础，但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劳工阶级化的机会减少，同时全球化也降低了工人的影响力。
张振华教授发言
第二场次以“中国的国家理论思路”为主题。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飞岸教授首先发言。她从历史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工人阶级或者底层阶级在民主化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获益？接着，她从民主化历史进程指出在第一波民主化时，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其实是民主化的“被告”，并不提倡民主选举权，去争取民主的其实是社会下层，然而到了20世纪，资产阶级却变成民主的“原告”，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民主身份去批判曾在民主运动中做出很大贡献的其他意识形态国家。随后她分析，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民主与劳工利益、社会平等是脱节的，民主或许就是一个形式，这也正好解释了第一场张振华教授的观点：民主巩固时期，韩国劳工运动趋于沉寂。然后，她以美国为例来论证“民主”其实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她说美国按照自己的话语权、利益以及意识形态重新建构“民主”，以此来解释苏联、中国等国家是不民主的。张飞岸教授希望我们回到历史来研究民主到底代表什么以及民主诉求点是什么。
张飞案教授发言
针对张飞岸教授的论述，中央编译局的熊道宏老师评论认为，西方学术界关于研究中国民主问题的态度正发生变化，不再是非常机械化的，也逐渐从宏观进入到微观中去论述，比如以中国不同的群体作为研究样本。他表示，这些趋势反映了西方民主理论自身的问题，也反映了非西方典型民主实践的成功。
熊道宏老师发言
来自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师伟教授从《模式归纳与范式构造──法制视角下的我国基层民主》为题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我国研究村民自治主要停留在法律条文和经验故事的讲述层面上，然而两者都没有关注到乡村自治层面上完整的形态、程序以及相对公平的结果。如近期的乡村凶杀案件暴露出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应从村庄治理模式基础上进行范式归纳，模式可以是多样的，但范式是唯一的。同时，张师伟教授认为范式的归纳是为了满足立法要求，有着立法导向，即从研究村庄自治的经验、问题上升到法的问题上，给村庄治理提供完整法律框架和治理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树平副研究员对此提出看法，指出目前乡村治理的确存在法律缺失和法律范式问题，但是从未来看，乡村治理应该是多元化发展，为不同地域创造出不同治理模式。
张师伟教授发言
第二场最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树平研究员发表的内容，是对张师伟教授著作《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演绎》的读后感，他认为张师伟教授与此前政治哲学研究者最大不同，在于将政治思想史从方法论上做了进一步提升，也就是从政治哲学上提出纲领性概念和核心命题，从观念和观念史的方法论层面上创新。张树平研究员认为这本书对他的最大启发是从历史角度演绎了政治哲学问题，与历史逻辑结合，让逻辑在历史中呈现。同时，他也展示了自己近期想做的三个议题：一是关于过渡时期的政党逻辑，二是贾谊悲剧的政治维度，三是中国民主的知识建构。
张树平老师发言
第三场“中国国家体系中的政策机制”专题讨论。吉林大学的林奇富教授以《完善中国人大制度运行机制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表论文，提出几点思考：即如何在立足于中国的前提下理解人大制度，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他认为很难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人大制度，也很难了解人大背后运行机制。他认为理解中国政治首先要理解官方语境，阅读官方文件，中国问题的来源恰恰从话语体系中来研究，不能从西方角度来批判或评价中国制度。他从微观视角切入，阐述党委书记和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兼任情况的研究。从县级、市级到省级层面情况大不一样，人大制度并不是想象中“铁板一块”，内部其实有很大差异，在分任模式、兼任模式之间体现的是政治逻辑的转变，总的来说，体现了 “寓支持于监督”的运行模式。中央编译局古明明老师评论认为：问题关键在于人大和党的关系，谈及中国政治问题，不可能抛弃党。寻求一种中国更好的制度发展路径时，在“症”和“药”关系上要搞清楚“症”，也需更广阔的视角。最后，她认为应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分任与兼任差异，其次，从机制上挖掘决策体系的考虑来探明分析分任与兼任转变的原因。
林奇富教授发言
中央编译局的古明明老师以《理解与认知中国的准政府组织》为题发表论文。总体来讲现有研究很多，但把对象定义为准政府组织，以一个宏观角度去审视还比较少，此外，这类研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把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结合。她认为在国家社会之间的确存着一个灰色地位，这些空间被准政府组织所填补。接续问题则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权力图景中的矛盾，不断的简政放权之中政府扩权态势依旧，如何解释在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依旧强势？她认为政府通过制度内准政府组织的生产从而维系政府权力，这里政府就成为母部门，在改革的压力和转型压力下呈现相互依赖。她最后总结，衍生机构的认知和定位是厘清政府权力的关键一环，改革以来治权的表缩里胀是实质，是复杂压力下的双向依赖产物。林奇富教授评论认为，文章提出有趣也清晰的中国问题，对于现实经验把握到位。试图提出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概念，这种突破无疑是珍贵的。然而在分析这类衍生机构时，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是否应该纳入分析当中？既然政府自身有再生产权力的动力，那么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政府在权力剥离当中留下的哪些权力？这些细致的问题都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准政府组织。
古明明老师发言
来自重庆大学的李振教授以《中国领导人的“现场主义”机制：注意力推动政策执行》为题发表论文。他指出现在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甚至因为理论需要而修剪现实，但如果过分强调我们的独特，就处于无法与西方交流的地位。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基于比较政治视角，在概念提炼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和理论的双向交流而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中国有很多有意思的实践和想象，无论是什么历史时期我们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概念化。而在处理现象和制度，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对象而往往被忽略。具体到文章，中国在政策执行方面一向具有差异问题，为什么在不同政策中有的执行的好，有的执行的不好，这就是一个机制问题。众所周知，领导人注意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注意力资源又是如何下渗到具体的政策执行当中？这就提到了“现场主义”，不同层级政治领导人通过到更低层级单位进行视察、考察和调研等活动来下渗注意力，从而推动政策执行。此外，这种“现场主义”的行为还具有宣传解释政策，高层级居中协调，监督评估政策，准备政策调整的功能。复旦大学沈国麟副教授评论指出，“现场主义”是典型的中层理论研究成果，机制从比较中观的层面来反映中国在政策执行当中的特点。他继而提出疑惑，“现场主义”的调研方式和政策的执行在实证层面上究竟存在什么关系？领导调研后政策的执行程度如何？现实中的政策执行弹力其实是很大的。就行为分析而言，更系统和理论化的分析可能得出更好更细致的特征。政策执行当中有很多因素，领导人注意力与其他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李振教授发言
第三场次最末，复旦大学的沈国麟副教授发表了《网络理政：中国的理念、目标和机制》。他认为，最近十年来互联网在沟通中越来越重要。总的来说，过去中国传播体制比较封闭，理念上是宣传的，单向的，但网络出现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更多人有了传播的可能，网络问政就是一个表现。但问政模式中，政府大多是被动的，这造成巨大的治理成本。应实现从问政到理政的转变，主体是多元的，体现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需要的是一种国家和社会有机结合和相互合作的模式，目标是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数字治理，数字政府超越电子政务，真正体现“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核心是数据和信息的开放机制。最后，他总结道，网络理政还需复杂的机制相配套，比如网络服务机制，网络民意测量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和网络协商民主机制，最终做到线上和线下结合。重庆大学李振副教授对此评论，技术改变政府和社会能力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新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互相赋权的过程，国家渗透和社会监督是分不开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回应性威权体制时结合了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一视角。他也提出了质疑，民意测量机制，更多的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如何明确网络民意和国民民意的区别？网民自己的主体性需要进一步探明。实践层面的问题则清晰的多，网络理政是大势所趋，全国性的肯定还没做到，那地方的试点和分地区摸索，相信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沈国麟教授发言
第二天会议现场
第四场的主题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袁方成教授发表《棘手的治理？——明镇的观察》。他从村民理事会案例入手，研究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组织再造激发村民自治的成效问题。然而，理事会在提升村民自治方面并没有达到政府期望，而是一定程度上走了反面。他认为，改革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从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去解释，棘手的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政府逻辑嵌入了社会逻辑，当政府用权威整治社会，但社会却按照自身逻辑发展，就会出现一体两面的情况。改革到底是政党逻辑优先还是社会自主优先？他认为在改革试点过程中，理论是丰满的，然而现实是骨感的，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华东师大陶逸骏老师肯定了袁方成教授的问题意识，认为案例的问题意识应当引发更多理论思考。社会自治可以从不同的层级入手研究，是个有潜力的命题。然而在论文表述中，他认为应当为“强弱”“虚实”这类形容词概念设置一些可以实证的测量标准，并为“吸纳”“嵌入”这类动词概念进行更严谨的界定。
袁方成教授发言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向东教授发表的论文为《从依赖到协同：农村政商关系的历史演变》。他否定了 “政商勾结”的常规性思维，认为我们应站在历史实践过程中重新梳理农村政商关系的演变，才能建立客观认知。他相信政商关系是政府与市场两大领域的具体体现形式，没有两者互动，就没有中国转型，并举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例。另外，随着社会资本下乡和规模化主体培育进一步推动政商关系、政社关系以及市场与农民关系的新型多元化的发展。袁方成对此评论认为，目前政商关系矛盾是特定社会时期呈现的结果，资本下乡是结果，不是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这背后体现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特定环境时期如何协同？首先，他认为我们应从现实环境找到研究逻辑，同时他也提出了几点农村调研时的困惑，资本下乡农民的需求是什么？财政资金扶持企业，政府需要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延伸的探讨。
张向东教授发言
来自我校的陶逸骏老师则发表了题为《治权型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和局限》的论文。他通过不同基层社会治理的类型绩效状态，发现了基层治理权限与寻租滥权之间的张力。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治理激励中，寻租激励比较强大。他从中央看基层的视角，以基层领导决策积极性、与中央路线一致性，将基层政权领导划分为四个类型。进而指出在反腐之后，中央面对庸政懒政困境的基本逻辑。张向东质疑文中参照的周雪光教授的研究，他以支农资金设点为例，认为问题的出现在于中间环节，从而导致地方在操作的层面的错误。他认为未必先有概念再有实践，我们先去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并以《日本时期新干线》为例，反思我们高铁如何绑架政府，我们要看到内部的机制和运行操作。袁方成则认为要从问题着手，借助经典上意义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政党推动中国现代化治理两个方面，将地方实践关键性的要点表述出来。陶逸骏老师认同先把故事讲好，但说好一个故事，本身应能突显理论概念和自洽的逻辑。
陶逸骏老师发言
第五场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专题。来自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谢岳教授以《社会秩序如何商品化》为题发表论文。他提出在社会背景下备受关注的社会抗争问题。在威权、基层政府相互作用下，中国没有特别大的事件可以进行分析，因此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对事实进行研究，透过抗争看中国政治与市场关系可以得到更多启发。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往往作为理论在不停地被践行，然后从此延伸出中国的本土化特色理论。而且他指出理论是全世界的。如果能从中国经验中得出一个理论，并能在国际上应用推广，那么中国政治学将会取得长足进步。此外，也提到我国与民主国家的不同，在于相关保障政策的执行是为了政权稳定，提供合法性，但我国并没有以此把相关政策变成法律上的公民权。
谢岳教授发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罗兴佐教授以《阶层分化、社会压力与农民上访-基于浙江D镇的调查》为题发表论述。他提到国家的责任就是安全、秩序和正义。花钱买稳定的实质是秩序，任何国家不管是威权还是民主，无不以此为诉求。对政治学来说，用钱解决的问题是最简便有效而且成本最低的。紧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现有的研究，指出江浙一带，农民上访问题呈现出强烈阶层性。在已有研究中，所有解释都把上访看成是纯粹个体，解决路径一般是从维权或谋利的角度进行探讨，都清晰指向个体权利。他提及上访动因：阶层分化产生巨大社会压力，社会特有传递机制使之从上层向底层转移，最后将压力落到底层。婚姻、调查、人情消费最后都转移到底层。底层进行释放的方式就是上访，从而维持在村庄里有尊严的生活。阶层上访与以个体为主体的上访差别非常明显，第一，公民为主体，一定是维权，以阶层的目的上访权利的边界就不清晰，可以为大的群体的利益上访，大的利益不一定归属他自身，包括村财产的处置；第二，诉求在不断改变，农民拆房赔偿不够，这个权利诉求很清晰，但是阶层不清晰，就会变，所以调和非常困难。花钱可以搞定个体，但花钱搞不定阶层；第三阶层上访是一种策略，如果这个人被搞定了，他在村庄是没有面子的，政府处理这种上访难度及其大，我们不能单纯去权力救济，必须要在更大的程度上进行社会整合，因为核心是在分化，就是分化导致的压力。如果没有社会整合的宏观视野是搞不定的。最后他也坦承这个调查仅仅局限在一个地方，仅仅局限于29个案例，所以更多只能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罗兴佐教授发言
来自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王军洋老师以《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维稳—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央维稳文件》为题发表论文。王军洋认为，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维稳体系不是很严谨，过去三十年强调的东西很泛化，维稳研究者关注的是策略，对整体形态没有更多关注。他采用对比6对词频的方法分析了中央维稳文件，探讨维稳发展过程和政府应对思考的基本框架。通过词频发现犯罪治安没有变化，一直是高频词汇。打击词频相对较低？其他的预防、矛盾的词频在90年后增长很快，甚至超过犯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维稳体制在策略上的转变。他也提到维稳体系在主题议题策略中的发展，在政法委、综治委这几年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经过30多年的演变，政府应对突发等相关公共事务的基本考量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治理思维方式的转变，在6份文件的重压下，看到基层的重要性。第二是治理框架和手段的完善，已有危害必须打击，如果尚处于矛盾中，便积极预防。在三十年的时间造就了具体方式的时间，维稳不仅仅政是工作内容，更是工作方式。
王军洋老师发言
几位学者还就相互的观点进行了的辩论，但围绕着一个基本共识：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研究，不单单是从理论层面操作，更应该从实际案例中找到答案。
承续着这些讨论，王向民教授最后回顾和总结了本次会议的主旨。从田野到理论，从理论看田野，一天半的会议中，20多位学者运用相对充分的发表和评论时间，展开激烈而丰富的探讨和交流。11月19日，会议在余音绕梁的意犹未尽中落幕，却是我校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系列学术活动的一个有益开端。
政治学系
2016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