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中期检查会顺利召开

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趋势怎样,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的走向,它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意味着什么?5月21日,“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学术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就此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本次会议同时也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中期检查会。 工作坊围绕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首席专家王向民教授提交的论文“

      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趋势怎样,如何看待中国政治学的走向,它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意味着什么?5月21日,“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学术工作坊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就此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本次会议同时也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中期检查会。

      工作坊围绕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首席专家王向民教授提交的论文“何为中国: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展开,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中山大学肖滨教授、上海社科院张树平教授参会并发表评论,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发表书面意见。

      王向民教授在论文中检讨了近年来政治学界发表的一系列建制性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他认为,这些建制性概念试图建立相对于西方政治学平行发展的问题脉络与分析框架,其核心是“如何理解中国”,以政治学知识的方式回应中国性(chineseness)。

      论文认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是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及其回应“中国性”的方法论,为中国政治学找到了自己的根脉与灵魂,引导中国政治学再出发。王向民教授也希望由此为中国政治学的提问方式、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建立雏形,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与知识地图。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王向民教授的研究。

      景跃进教授认为,晚清以降中国政治“要走什么路”以及政治知识如何回应政治发展的问题再一次出现在政治学家面前。他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原点问题、方位问题、方向问题,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还需要重新回答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这是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景跃进教授指出“何为中国: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判断,甚至形成了学术界的知识迭代,意义重大。他建议,由于中国本身是一个整体,需要把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研究者聚合到一起,共同反思与辩论,以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肖滨教授认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关键在于找到普遍性,在普遍性层面上才能与国际学者交流对话。要从中国的特殊经验出发处理中外共同的命题,但也要避免囿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不是“转向内在”,应当诉诸于比较的历史分析,思考“外在对接”问题,要做到“内在解释”与“外在对接”两方面的平衡。在“外在对接”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上位概念”,以上位概念统摄中西两种地域性经验知识。

      周光辉教授指出,这是一篇站位很高的文章,是对整个当代政治学的反思性评价,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走向提出了一个有引领性、方向性的设想。将“中国”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建构一个主体性的中国政治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时代性。

      中国的崛起超出我们的预期和想象,该怎么认识它?周光辉教授觉得这篇论文想通过中国政治学回应这一重大现象,但论文的视角应该从“理解中国”转向“认识中国”,构成一个知识意义上的概念建构。同时,将“中国”作为分析性概念,需要考虑一个现象学问题:认识中国的路径不是要简单地进入历史,而是要从当前经验现象进入历史,从现象中寻根,从现象中提炼理论。

      陈明明教授围绕“分析性概念”的界定、结构与功能展开评论。他认为,论文将“中国”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实质是在“中层概念”的意义上使用的。中层概念意味着,它既不能太大而流于空疏,也不能太小而落于偏狭。它应该是一个边界确定的概念,节制而没有特别的扩张性。同时它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通过比较中的分类确定自己的新发现。它还应该是一个学术上可以增值的概念,会带来我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革,引起学术的集群效应,从而为新的研究奠定知识基础。

      另外,陈明明教授认为怎么在中国发现普遍性,从技术层面讲是一个内涵收缩和外延扩大的过程。所有适用的东西都是基于一定条件发生的,一个普遍性的分析如果不存在这种条件,便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使命。普遍性分析应当注意其与历史的关系,普遍性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活动的主体在结构与进程的交互作用中慢慢找到了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也就把自己合理化了。如果离开了这个历史,普遍性设想就是一种预定论。

      张树平教授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和贡献在于从最初一系列的建制性概念出发,再从概念提炼议题,再到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把握,试图归纳当前中国政治学可能存在的整体而非局部的转向。但要提升论文的价值可能还需要注意这一整体转向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单纯从中国的研究来看,如果说从上下五千年的大时段去推演一些普遍性的原理的话,中国历史政治学一定是牺牲了一些经验和现象,对此要保持警戒心理。我们到底能不能基于中层经验去建构中层的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本位的论证存在于中国和西方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当中,这种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长时段概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判断——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政治发展逻辑的变化,要避免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

      杨光斌教授在书面意见中,肯定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命题。虽然“内在转向”早已发生,但作为一个学术命题被提出,将在中国政治学学术史上有重要意义。

      杨光斌教授针对历史政治学还特别强调:第一,“中国本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立场,正如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的,而“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立场;第二,”中国本位“并非“中国决定论”,历史政治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历史的政治学。譬如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就是在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比较中被提出以弥补对后发国家政治转型的解释。他还指出,“中国再出发”部分,比较而言,内容没那么实,可争论性太强。

 

文字 | 李小艺

图片 | 赵悦含

编辑 | 吴宗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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