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全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教授
江南米粮贸易在晚清至全面抗战之前的发展演变，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问题历来都是国之大政，粮食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粮食既是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也是传统商品贸易的大宗物品之一。古代“皇粮国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粮食贸易在商业领域也居于重要地位。粮食的征收和贸易关联着中央、地方与民众等各方。粮食问题是透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城乡关系乃至中外关系的极佳窗口，所以颇受社会各界重视。自明清以降，江南米粮贸易无论是在长江流域，抑或是在整个国家的粮食贸易中，均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米粮市场是该区域产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观察市场整合及社会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米粮贸易中的新旧杂糅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极大更易，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应时局演进，江南也出现了急剧社会变动。与此同时，传统的事物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下来，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在近代的米粮贸易中均得到了充分彰显。加之步入近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从国外引入的新式运载工具、资金融通方式、度量衡制度、税收制度等诸多变量，均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之相应，江南米粮贸易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时代变革，也存在着与传统的承续关系，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江南米粮贸易中的新旧杂糅，首先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从米市体系方面来看，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镇江米市所取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中，长安镇米市被硖石米市所取代，湖墅米市的繁荣局面则保持到民国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的粮食市镇到近代出现分化，大部分市镇粮食市场的规模和地位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也有一些市镇的粮食市场规模有所扩大。
第二，从供需格局方面来看，抗战前江南仍是一个缺粮地区，但粮食供应相对充足。其中，步入民国以后，洋米大量进口中国并始终保持入超的局面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因此带来粮食关税政策的调整。
第三，从行业组织方面来看，江南米粮行业组织由之前行会性质的公所演变为新型工商团体，出现了明显的近代转型。民国时期，除了米粮行业组织数量比晚清时显著增加外，各行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明显增强。从联合型行业组织的活动来看，在规范同业经营行为、沟通政商关系、维护同业利益等传统职能之外，它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力度空前提高。江南米粮行业组织与区域外同业之间的联系愈益频繁，并展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另外，米粮行业组织在保护同业利益、反抗外国经济侵略以及抵制洋货倾销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化对米粮贸易的影响
步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卷进经济全球化潮流，米粮贸易中的新旧杂糅特点更为凸显。
其一，在运载方式上，内河民船水运在江南各层级市场的米粮运销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轮船、火车这些新式运载工具则在米粮长途运销，尤其是米粮转口外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新式运载工具对于整个米粮运销格局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其二，作为传统金融机构, 钱庄继续承担着对于米业的资金融通功能，不过由于受到银行的排挤, 钱庄在米粮贸易中的作用日趋衰微。作为新兴金融机构，银行对于米业的资金融通功能逐渐增强，甚至已开始在无锡、镇江等米粮区域集散市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银行的这种功能多局限于无锡、镇江、硖石等区域集散市场和县城米市，鲜有扩展到产地初级市场的。
其三，从度量衡制度来观察，改制前的江南米业量器，在容量单位、进位关系、量值、标准器形制、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本已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样貌，国外度量衡的引入，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化。
再者，从国外引入的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新税种，开始在米粮贸易中实行，带来了米粮贸易捐税体系的显著变革。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江南米粮市场组织也产生了影响，新式机器碾米厂逐渐在各地设立和推广，并带动了上海闸北、无锡、镇江等米市的兴盛繁荣。在市场行情来源方面，传统的茶楼、茶会在各地米市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式的现代通信手段如电报、电话、收音机等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有所运用。
米粮贸易中的政商互动
米粮贸易还是观察和透视政府与商人互动关系的一个极佳窗口。政府的政策调控与商人的市场操作之间的博弈，对米粮市场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民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的米粮贸易政策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北京政府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央政府推行了米禁政策。中外米禁交涉成为近代交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外关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间，江苏的米禁政策，由最初的禁米出洋逐步发展到禁米出省，甚至还出现禁米出县，呈现着愈来愈严厉的趋势。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江浙两省均又实行过米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米粮的自由贸易流通。
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大致稳定其政权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米粮贸易事务中，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使得米业度量衡制度、米粮贸易捐税体系发生了显著变革。在米业量器改制和划一过程中，江南各地米商以同业公会为依托，一方面极力维护自身的行业利益，向政府表达着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成为政府推行新制的重要依靠力量。20世纪30年代，江南米粮贸易捐税体系也发生显著变革。之前的牙税、米厘、照票税、米捐等捐税类型，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新税种所取代。粮食国际贸易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做出重大政策调整，自1933年底开征粮食进口税。对于米捐和洋米税的深入考察，可以揭示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省份之间、米业与政府之间乃至米业内部不同从业者之间的复杂博弈和互动。其中，洋米进口税的开征，不仅在国内激起颇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和交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
在米商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米商对于政府相关决策和民食管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上海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经售米粮业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不仅是开征洋米进口税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洋米进口税政策的积极维护者。其间，米商们的呼吁或斡旋，既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回应。此外，1929-1937年，上海豆米业同业公会、米号业同业公会、经售米粮业同业公会、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南帮米商公所等米业行业组织的代表，被吸纳进由地方政府所组织的上海市粮食委员会。这些米业代表在粮食委员会历次会议上参与讨论疏通米粮来源、维护米粮自由流通、维持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调控市场米价等问题，为整个城市的民食管理建言献策。
要言之，江南米粮贸易在晚清至全面抗战之前的发展演变，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通过深入分析米市体系、市场组织、行业组织、资金融通、度量衡制度以及捐税体系的变动，可以揭示米粮贸易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进而突显了该区域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上诸多维度的探讨表明，米粮贸易的复杂图景，既由国内各层级政府、种类繁多的米商、城乡米粮消费者、船夫、搬运工乃至斛工等不同参与者所形塑，也由区域社会变迁、中外关系演变、全球化浪潮等宏大历史进程共同形塑。
来源｜上观新闻·上观学习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编辑｜戚珮瑶
